讹诈成善举“绊脚石”亟需法律清碍思维导图

在搜索引擎上输入“扶老人被讹诈”，很快就会跳出多条相关新闻：“南昌女大学生扶老人被讹诈”、“好心司机搀扶老人被讹诈”、“河南大学生扶老人遭讹诈”……

与此相比，那句感谢助人者的“我不会讹人”更像是一句“恩赐”。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陈劲松认为，“我不会讹人”事件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当前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人与陌生人之间的一种极度不信任的关系，同时也反映出这个社会中个人的极度不安全感。

公开资料显示，随着帮人反遭讹诈的实例增多，一些助人者愈发谨慎。

据媒体报道，今年9月份，在江苏省泰兴市，一辆货车撞翻电动三轮车，一名老妇受伤倒地。正好途经此地的李先生用手机对现场简单拍照后，和货车司机一起将老人抱上自己的车急送医院抢救。

事后，李先生告诉记者，他事先还是留了个“心眼”，在救人前，先用手机对现场进行了拍照，以证明车祸与自己无关，然后“请”货车司机跟着他一同送老妇去医院，以免以后一个人说不清楚。

李先生之所以如此戒备，全仰仗于他的朋友的一次经历。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朋友好心救人，结果反被获救者的家人“讹”去3.9万元。

“出现如此理性的‘助人者’，主要是因为以往有嫁祸于助人者的事件。”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郭玉锦对《法制日报》记者说。

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元起认为，我国的制度和法律方面缺少对做好事和见义勇为的鼓励措施，已有的也落实得不好；同时，取证也很不方便，对证人缺少利益保护，如对损失时间、交通等方面的补偿。执法部门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是思想比较混乱、认识不统一，另一方面往往是把事情简化处理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教授莫纪宏提出，在西方一些国家，公民出现人身安全、意外，法律一般不会强加给普通公民以救助的责任，救助是政府、公共服务组织的责任。作为普通公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把发生的情况及时告诉有关的公共组织，尽到告知的义务。

“我们总是从善心的角度来要求善举，这不太合理。在一些国家看到人倒在地上了，你的善心可以表现在你打电话给911让有关机构过来。他们的法律也要求施救者有专业的许可证，不然救人出了事怎么负责？”莫纪宏告诉记者，从道德伦理上讲，实际上我们应该对善心要求相对高一些，对善举则要按照法律来做。

李元起也认为，对于类似善心善举引起的纠纷，应当由政府以慈善或者救济等渠道去解决，让普通人放心地做好事。从国家这方面来讲，要有这样一种制度，把这种情况纳入到救济体系中。

与“理性”救助相对应的，便是近年来社会上愈加猖獗的讹诈行为。长途车上公开抢劫、街道上斗殴等行为频频上演，路人大多漠然视之，见义勇为、助人为乐被看作一种风险过高的行为。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精神日渐被消磨，助长了社会上欺诈之风。

住在北京市丰台区的方军夫妇最近就遭遇了一次讹诈。由于小区停车位紧张，一直没有固定停车位的他们在停车过程中被保安讹诈。

“以前都是在临时停车位上停，当天晚上保安不让我们停，在争执当中保安先动手打了我，把我下巴都打出血了，后来却反倒讹诈我们赔偿他们。由于第二天还有重要的事，无奈之下我们只好赔偿他们1000元了结。”方军对记者说，这种事情诉诸法律等方式解决太麻烦了，由于赶时间就匆匆“破财消灾”了。

“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对于讹诈的处理很轻微、缺乏震慑力。另一个问题是程序复杂，很多老百姓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部门或机关处理，尤其是一些不大的讹诈根本引不起重视。”李元起说。

与被讹诈相比，更可怕的是旁观者的冷漠。

《法制日报》记者近日在北京中关村一家商场看到，一名二十五六岁的刘姓男子拿着天津某检验中心的鉴定书，要求卖羊毛羊绒服装的老板赔偿。

他告诉记者，上次在这里批发了很多羊毛羊绒服装，但是回去后发现质量有问题，遂到当地的一个鉴定机构做了鉴定。他向记者出示了鉴定结果，上面写着含羊毛量26.3%。

“衣服上写着羊毛含量73.7%，但是检测出来的却只有26.3%，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这名刘姓男子对记者说，现在的羊绒衫、羊毛衫市场比较混乱，大多数人习以为常，差不太多也没人追究。这次是因为发现质量上差太多，花了高价却买了次货，才决定要讨回一个公道。

记者听到一旁的顾客和服务员在小声议论说，“这种事情太常见了，何必那么较真”。

究竟是较真还是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欺诈行为过于“冷漠”？

对此，陈劲松认为，“冷漠”就像空气污染一样会传染，如果不加以遏制和引导，最终会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受害者。

“在这样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处处可寻的讹诈使很多人都变得冷漠，逐渐丧失了一定的社会行动能力，成为一种‘失能者’。这种冷漠反映了社会某种病态的一面，或者说反映了某种程度的‘社会性无能’。如果一个社会中到处都充斥着冷漠，那么这个社会就会习得一种‘经常性的无助’或者说某种‘社会性无能’。”陈劲松说。

刘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现在很多人对于社会上的欺诈、讹诈习以为常，这其实是在纵容这种行为，在生存的大环境中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最终损害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秩序。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现讹诈现象与社会的道德水平有关。就目前而言，整体道德水平让人们很难保护自己，社会缺乏信誉和信任。这是目前社会的一个状态。

方军告诉记者，在他们的小区，按规划每个购房者都应当有自己的车位。但因为车位紧张，很多业主都选择恩惠保安的方式在夹缝中寻找属于自己爱车的一席之地，“没有人为了正当的权利去争取，而对不正当行为的漠视却助长了保安的讹诈气势”。

陈劲松认为，遏制讹诈、治理社会性的冷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应该鼓励老百姓更多地参与到涉及自身生活的各项决策、活动中来，给人们提供更多的交流时间和空间，让人们能够彼此敞开心扉、公开讨论。

“唯其如此，个体之间才能够发生真实的沟通。由此，冷漠的阴霾之风才会从个体的心灵深处渐渐消失，笼罩在这个社会上空彼此之间不信任的惨淡愁云才会渐渐散去。”陈劲松说。

发扬社会的道德正义需要自觉遵守道德和法律制度保障双管齐下。一个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是这个国家道德风尚发展方向规范的强制性保障，也是规范和引导这个国家公民的社会道德基础。“讹诈一般都需要通过司法程序才能最终实现其利益，如果制度上、法律上能够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予以保护，同时也对讹诈加大处罚力度的话，将有助于鼓励道德行为、遏制非法冲动。”张千帆认为。

李元起也赞同保障善举需要完善法律上的措施。他同时认为，对因善举而引发的纠纷作出补救机制，让人们从心理上愿意并且敢做这个事。有了这种机制，才能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