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规范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品格证据的适用思维导图

(一)品格证据的法律缺位。到目前为止，品格证据一词并没有在法律中出现，而只是在司法解释中偶有涉及品格证据方面的规定。司法解释对品格证据的表述与运用并不完全科学合理。(二)调取品格证据的主体偏颇。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律师都可以成为未成年人品格方面内容调查取证的主体。司法实践中，由于这些取证主体各代表控、审、辩三方，其所处位置不同，以致取证的视角不同，重点不一，收集的证据材料也不尽一致、全面。此外人民法院作为证据的审查者，其能否成为品格证据的调查主体也有待商榷。(三)品格证据的适用范围过大。在品格证据的适用范围上，我国司法解释至少有三种规定，一是适用于对未成年疑犯的审查起诉，二是适用于人民检察院对未成年疑犯的针对性教育，三是适用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量刑。而在司法实践中，品格证据的适用范围则更为宽泛，例如在一些地区，其适用贯穿了侦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等各个环节。无论从立法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看，这都不符合品格证据应有的适用范围。(四)使用品格证据缺乏具体标准。品格证据不属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形式之一，究竟其是何种性质的证据，包含了哪些形式，目前还没有法律给出明确、统一的规定。故其难以像其他证据一样，在法庭举证阶段进行举证、质证。

(一)理性确定品格证据的收集范围。可以对品格证据取证内容进行列举和细化，确立全面的调查原则。将品格证据的内容限定为未成年疑犯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管理方法;未成年疑犯的性格特点、道德品行、智力结构、身心状况;未成年疑犯在校表现及所获奖惩情况、与老师和同学的关系;未成年疑犯在社区的表现及社会交往情况;已就业的未成年疑犯在工作单位的表现及所获奖惩情况、与其他同事的关系等。(二)合理界定品格证据的范围与形式。笔者认为，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由于我国已经在办案中采取了相对宽缓的刑事政策，基于品格证据在我国取证上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建议作为量刑依据参考使用，不应作为定罪证据。尤其是在目前，我国法官有权获取品格证据的情况下，其没有经过有效质证、认证，直接由法官采用，很容易导致枉法裁判。从形式来讲，品格证据并未超出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形式，包含书证、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等形式。(三)明确品格证据的调查主体。笔者认为，应当将品格证据的调查与提出分开，调查收集交由一个中立的人格调查机构进行，其做成的人格调查报告则可以由检察院或辩护人向法庭提交。(四)完善品格证据的法庭使用程序。在开庭审理前，检察机关应将品格证据随卷移送审判机关，如果是辩护人提出的，也应在庭审开始前将品格证据提交给法院。品格证据并不是一经提出，法官就要采纳，它必须达到一定的证明标准，才能成为法官量刑依据。在立法上可以规定不同于定罪证据的证明标准，可以参考民法上的“盖然性标准”，即证明未成年被告人具有良好品格的证据达到一定的量时，就可成为量刑根据，而不必达到定罪证据所要求的“准确、充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