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难的司法原因及特点思维导图

（一）农民工就业途径不规范，导致诉讼发生时不知状告何人。目前，由于缺乏规范的职业介绍机构，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亲戚、同乡等个人介绍进城打工，因此常会出现农民工在工作很长时间以后，都不知道自己的公司、老板是谁。一旦发生诉讼，就造成法院立案、送达难，出现农民工“讨薪”不知道该告谁或乱诉的局面，大大增加了农民工败诉或被迫撤诉的风险。

（二）法律法规的部分规定增加了农民工诉讼难度。例如，我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仲裁期限为由，做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其它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请求。诸如此类的规定对于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不强、经济能力较差的农民工而言，无疑是增加其诉讼的难度，提升诉讼风险。

（三）农民工起诉用人单位缺乏证据支持。石景山法院在走访农民工过程中发现，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造成权利义务没有书面证据予以确认。在发生纠纷后，农民工却认为只要去政府、去法院 “讨薪”，政府和法院就一定能把工钱要回来。石景山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常遇到，许多农民工在立案或开庭时拿不出有力证据，有的人甚至连一张简单的工资条都没有，只记得自己做到多少个工，总共有多少钱没有领取。这使得使法院对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农民工工资数额及加班加点工资数额等难以确认。

（四）农民工“讨薪”案件执行难。在案件执行阶段，经常出现被执行人因财产情况发生变化或财产灭失，导致农民工在案件判决后仍无法拿到工资。石景山法院负责执行的高某等十一名进城务工人员申请执行某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给付劳动报酬案件中，由于公司已被吊销，且查找不到任何财产，高某等人急需拿钱回老家，情绪非常激动，法院经过长时间的查找工作，才找到被执行人的原法定代表人，使之得以执行。此外，一些开发商、建筑商等用工单位，常常在法院执行时隐匿或转移其财产，甚至纠集人公然阻碍、抗拒法院执行，造成农民工工资案件执行难。

（五）受金融危机影响增加了农民工案件的审执难度。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建筑工程原材料上涨，不少承包商资金出现紧张问题，部分工程被迫停工，不可避免的产生新的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对于投资者或开发商一旦发生资金断链，往往会选择出走避债，此类现象的增多势必会增加法院在送达、审理及执行程序上的困难。

（一）成立由法院、政府信访办、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建委行业管理办公室、农民工法律援助站等单位组成的协调与指导平台，确定专人、专电、专门接待场所，及时通报农民工“讨薪”情况，并提出解决纠纷的最佳途径。

（二）地方政府进一步规范建筑、餐饮、家政等领域的劳务市场，设立农民工劳务派遣中心，由该中心统一负责农民工的派遣工作，并为农民工建立用工档案，将农民工直接领取现金工资的方式，改变为用工单位或者劳务公司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将薪酬直接打入卡内，防止私自用工、拖欠工资的现象。

（三）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在适用法律规定、时效制度时适当予以放宽，尽量适用简易程序，节省农民工的诉讼时间和成本。对有证据证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适当放宽立案条件，并由专人负责立案、审查，减少农民工不必要的麻烦。

（四）加大农民工“讨薪”案件的执行力度。通过组织开展农民工维权案件专项执行，进一步加大对涉及农民工案件的执行力度，对确有执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的，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或移交公安、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从而充分发挥执行工作威慑功能，促进用工单位及时履行法律义务。

（五）政府部门增设农民工法律援助服务站，在较大市县、区域内可增设农民工救助分站，保障辖区内农民工救助工作稳定发展。同时，政府可扩大援助站的工作范围，增开农民工救助热线，并在农民工聚居区、交通站点、公共交通工具等处以张贴、发放印有法律援助申请和联系方法的宣传材料等方式广泛宣传，帮助农民提供必要的法律咨询服务。

（六）农民工原籍所在的乡政府、司法所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必要时当地法院也可协同参与，向农民工传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知识，使其认识到在外打工签订劳务雇佣合同的重要性，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