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钱诉讼”与纠纷解决机制（1）思维导图

1998年，家住山西省的消费者A在北京旅游期间在B书店购买了一本图书，回到住所后发现该书缺页，遂乘坐公共汽车返回B书店，要求换书并赔偿因此支出的一元钱路费。B书店同意换书，但拒绝支付一元钱路费，理由是无此法律规定和行业规定，无法下帐。A遂到该区消费者协会投诉，区消费者协会通过电话与B协商，但B断然拒绝消费者协会调解。A返回山西省后，为寻求一元钱的赔偿再次返回北京，到B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B赔偿一元钱路费、诉讼费及为此诉讼所支付的往返路费共约900元。一审法院经合议庭审理判决A胜诉，但B不服上诉。为此，A为二审再次往返北京，支出往返路费及差旅费等800余元，并追加为二审赔偿要求。二审法院再次组成合议庭审理，判决A胜诉。

在这一诉讼标的额为一元钱的诉讼中，共计实际花费包括：A两次往返北京差旅费约2000元，误工费若干，因诉讼失去工作损失若干，家庭不和导致的精神损失(未计入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聘请律师费用约2000元;消费者协会调解、两次合议庭6位法官费时数日耗费公共成本若干。A赢得诉讼，虽然无法弥补实际造成的损失，但坚信自己的做法是正确的。B虽然败诉，但仍坚持A的主张及法院判决没有法律依据，且坦然将诉讼费用和赔偿纳入企业支出帐目，而并无人为此承担责任。(注：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0-601页。详情可参见：李涛、郑科、王玉钰：“五次进京，为一元钱讨说法”，载《律师世界》1999年第9期;陈丁峻、郭立威：“一元钱官司值不值”，载《人大研究》1999年第8期;孔繁来：“‘一元钱官司’的经济学分析”，载《中国改革》1999年第6期。)

当时全国许多媒体都对该案作了报道，中央电视台两个专题节目对此案例分别进行了专家和群众的讨论，(注：李涛，郑科，王玉钰：“五次进京，为一元钱讨说法”，载《律师世界》1999年第9期。)多数专家，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专家都对A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社会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提高的表现;而一些律师和群众则认为，从个人行为的理性角度而言，这是一种价值不大、甚至毫无价值的行为，说明A缺乏理性;大多数群众在高度赞扬A精神的同时，表示自己不会做同样的行为。而舆论在提倡维权意识时，则有意无意地批判了成本计算的合理性，而把作出合理选择拒绝诉讼的人贬斥为权利意识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