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司法考试法理学重点：法律推理思维导图

演绎推理系指前提与结论之间有蕴涵关系的推理方法。所谓"蕴涵"是形式逻辑中的一个常用概念。我们说一个判断或一个判断形式p蕴涵一个判断或一个判断形式q，也即指，当p为真时，q也必然为真。从这个意义上，也可将演绎推理定义为前提与结论之间有必然联系的推理。具体到法律逻辑上，演绎推理主要表现为涵摄模式中的司法三段论。即以裁判规范为大前提，以裁判事实为小前提，推演出的最后的判决结论。演绎推理在法律发现中的直接适用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先行借助其他逻辑方法对案件事实与相关规范进行加工处理后方可运用演绎法得出最后结论。以下试举两例以说明演绎法在法律推理中的适用情形。

案例：北京市石景山区小学学生季某因与同学王某发生口角而怀恨在心，遂乘王某午睡时盗走其手机、随身听转卖他人。案发后王某家长报案，经侦查系季某所为。季某也供认不讳。在此案件中，因当事人季某年仅11岁，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相关规定即可直接确认季某不负刑事责任。在此案件中，法院可直接依据演绎法的公式得出结论，而无须借助其他逻辑方法。其推理过程

大前提：刑法规定未满十四岁者完全不负刑事责任。

小前提：季某年仅11岁，未达到刑法规定的任何法定责任年龄，处于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时期。

结论：本案中季某不负刑事责任。

归纳推理一般而言是指由个别的事物或现象推出该类事物或现象的普遍规律的推理方法，主要包括3种推理方法：简单枚举法、统计概率法与求因果联系法。这三种方法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通过对于大量但并非全部事物的观察、综合、分类、比较，从而推断出该类事物具有某种共同的属性，是一种由特殊推导出一般的逻辑推理。与演绎法不同，归纳法是一种综合的方法，它的结论往往会突破前提所提供的知识范围，提出新的，并不必然蕴含于前提之中的结论。从而大大扩展我们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归纳逻辑视为产生人类新知识的主要思维方式之一。但也正因为归纳法的结论并不必然蕴含于前提之中，其结论与前提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所以归纳法的证明力要弱于演绎法，归纳法得出的结论也并不可靠。但无论归纳法本身的证明力及其结论的可靠程度多么令人失望，不可否认归纳法乃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认识能力。运用归纳法(也只能凭借归纳法)对于经验世界纷繁芜杂的现象进行观察、比较、综合、总结而产生出的一般性知识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最终根基!

法律人在法律适用中运用归纳推理必须遵守下列规则：除了所举事例具有足够的代表性，累计经验中的事例或案例的数量越大，推论所得的结论正确的概率就越高。

类推法是指由两个或两类事物在许多属性上都相同，便由此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的推理方法。例如，已知甲事物具有a、b、c、d、e等属性，且已知乙事物具有a、b、c、d等属性，因而得出结论乙事物也具有e这种属性。在类推中，拟加以认识的事物，并不是在它之中或者接近它(在其本质中)加以认识的，而是在该事物与另一些与它有某些相似点的比它更为众所周知的事物的关联(关系)中加以认识的。因为类推的结论所断定的内容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其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极强的或然性。故在传统形式逻辑中有时会被列为归纳逻辑的一个特殊形式。而不被视为独立的逻辑形式。在类推中对于归纳法运用愈勤则类推结论的说服力愈强，强制性愈大。相比较归纳而言，类推表现出更明显的不稳定性及或然性，是一种更加大胆而富有风险的思维活动。类推程序的有效性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第一、为了扩展比较的基础，人们必须尽可能地出示许多特例;法律人也很尽力这样做，但大多数人无意去强调类推。第二、类推的有效性相当根本的取决于比较点的选择，而且取决于确定被比较者的特征。比较点的确定主要不是根据一个理性的认识，而是很大程度的根据决断，因而取决于权利的运用，而这绝大部分都未被反思过。这两个因素曾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类推的方法论上的作用。尤其是第二个因素构成了各国刑法"严格禁止类推"的最重要的法理基础。

类推在法律上的运用不同于其他几种逻辑方法。尤其是在刑法中，"严格禁止类推"更成为各国刑法所公奉的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会时常发现类推在很多经典的成功法律推理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设证法并不属于传统逻辑的范畴，而是由美国人Ch·S·皮尔士所创立的一种独特的逻辑方法。该方法系从一个已知的一般规律加上各种已知的特殊中，推断出未知的特殊。皮尔士在研究逻辑推理时发现，我们时常都会面对某种很奇怪的情况，只有假设它是某个普遍规则的实例，这种情况才能得到说明，于是我们便会自觉地采纳这个假定。这种思维过程就是设证法，皮尔士曾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设证法是如何运用的。第一个例子是有名的白豆案例：由已知：1.所有从这个口袋拿出的菜豆是白色的;2.这些菜豆是白色的;可得出结论：这些菜豆是从这个口袋里拿出的。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鱼化石的推理：由已知：1.所有的海洋鱼类都生活在大海中;2.在某块内陆发现了海洋鱼类化石;由此可得出结论：这片大陆曾经是海洋。第三个例子则于皮尔士的亲身经历。有一次他去土耳其，在从码头到目的地路上，他遇到一个男人骑在马上，4个马夫为他撑着遮阳篷。他想到只有当地省长才有如此排场，于是推论那个骑马的男人就是省长。这是设证法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具体运用。

设证法作为一种逻辑方法具有太强的假设性，而其结论甚至比归纳和类推所得出的结论还要不可靠得多。这是因为归纳法是由诸多相似的个性推导出一个未知的共性，而类推则是由较多个性特征的相似性推导出另一些较少的未知特征的相似性。两者都是有较多的已知证据推导出较少的未知结论，而设证则是仅仅从个别特征的相似性就推导出另一个未知的特征的相似性。其结论必然是极不可靠的。相比较而言，设证作为一种逻辑方法似乎已经违背了传统逻辑对于确定性的执着追求。其在方法上的起着提供假说的作用，而非直接由其产生具有说服力的结论。

设证法在一般法律活动中主要运用于刑事侦查。而具体到法律推理中设证法则主要运用于从已知特殊由规则推论到未知特殊，从案件(结论)经由规则推论到案件。它带有从结论发现法律的味道。

设证法是一种不甚可靠的或然性逻辑，其本身不能像归纳与演绎一样总结出固定的逻辑推论形式，且设证法的运用受到非逻辑因素的影响太深(个人知识水平、主观偏向、经验程度乃至外力的干预都会对设证法的效力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设证法的有效性是很难保证的，但它对于法律发现的意义又格外重大。因此为设证法创设若干保证其有效性的基本准则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