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婚内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 思维导图

婚内侵权行为的侵权人与受害人均限于夫妻之间，其社会危害性似乎不易彰显，然而家庭乃是社会的基石，家庭稳定乃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证，因夫妻不睦酿成的许多悲剧早已成为众所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婚外情、“包二奶”、家庭暴力等严重的婚内侵权行为更是各大媒体的焦点。仅仅依靠道德和舆论的力量，根本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我国《刑法》中对“情节恶劣”的虐待和遗弃行为分别规定了虐待罪和遗弃罪，对重婚的行为规定有重婚罪，然而对尚构不上“情节恶劣”的虐待和遗弃行为以及其它的婚内侵权行为，法律尚无明确的直接规定。这使得婚内侵权行为的受害人只有在侵权行为很严重的情况下才能运用《刑法》这一最严厉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时婚姻已到破裂的边缘；而在侵权行为尚未足够严重时，只能由单位领导、居委会干部做一些调解工作，本该发挥强大协调功能的民事法律让位于没有强制力的道德，而夫妻间的积怨越来越深，最终酿成家庭和社会的悲剧。

夫妻统一人格的主张只适宜于原本美满的婚姻，是学者们锦上添花的构想，对陷入危机中的婚内侵权行为却无济于事。婚内侵权行为造成夫妻间的裂痕，那个虚拟的统一人格自会受到危害，但最感受伤的恐怕还是躲也躲不掉的受害人自己。当我们道德的方法已经用尽，而刑事的手段尚且不忍时，为何不考虑运用丰富而精致的民事方法呢?

夫妻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夫妻一体主义向夫妻别体主义的演变。早期夫妻一体主义强调妻对夫的归顺，实质上是夫权对妻权的吸收；现代的夫妻一体主义将夫妻视为通过婚姻而产生的一个独立的第三人格，在处理夫妻对外关系上有一定的意义，然而却难以面对婚内侵权行为这样的问题。夫妻别体主义认为，夫妻各方均具有独立的人格，享有完全的法律权利（即配偶权），对家庭共同管理，互负义务。夫妻别体主义，既是实现男女平等的理论基础，又是宪法平等原则在婚姻法理论中的体现，同时，也为婚内侵权行为的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夫妻别体主义的基础上产生了分别财产制。关于家庭财产制度，我国绝大多数家庭都采用夫妻共同财产制。这主要是维系融洽、和睦的夫妻关系的需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上的夫权制度也是原因之一，在妻子处于从属地位的时代，绝对不可能想到自己还会有独立的财产。我国的原婚姻法虽然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同时还是基本维护了夫妻共同财产制，只是对夫妻间关于财产的其它约定未作禁止性规定而己。2001年修订的新婚姻法则明确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分别财产制的确定，使得对婚内侵权行为的物质损害赔偿成为可能。

（1）违反同居义务的行为。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的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其内容包括性生活、共同居住、共同精神生活、相互扶助等。同居义务是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遗憾的是，我国新婚姻法并未明确规定同居义务。有人认为，婚姻法第3条中“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规定是以义务性规范的形式确立了夫妻间的同居义务。笔者认为这是对该法条的误解，该条所确立的应该是贞操忠实义务而非同居义务。我国婚姻法对同居义务的回避，很可能是出于避免助长婚内强奸现象的考虑。然而笔者认为，这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况且同居义务并非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夫妻可以暂行中止同居义务。

（2）违反贞操忠实义务的行为。贞操忠实义务指配偶性生活专一的义务，排斥婚外性行为。广义的解释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损害、牺牲配偶他方的利益。新婚姻法第3条规定：“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都是贞操忠实义务的立法体现。

（3）侵害家事代理权的行为。家事代理权，又称日常事务代理权，是指配偶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实施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代理配偶他方的权利。家事代理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代理，其权源是法定的，法律后果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侵害家事代理权的行为主要体现为强行剥夺配偶他方的家事代理权的行为。

引用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