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婚前体检”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辨析思维导图

此番广东省人大代表旧事重提，我们首先就要考虑实施“强制婚检”的合法性，广东省人大是否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来规定“强制婚检”呢?有关婚检，国务院在2003年8月8日颁行的《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规定的办理结婚登记内地居民需要提交的有关证件中，并没有包括需要提交“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即实行所谓“自愿婚检”);但是，1994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母婴保健法》第十二条中却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者医学鉴定证明。按照法理，法律之间存在冲突，在适用上应当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从时间上看，《婚姻登记条例》制定比《母婴保健法》时间更靠后;但是，从法律的位阶来看，《母婴保健法》是法律，而《婚姻登记条例》是行政法规，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面对这种冲突，应当坚持“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因为毕竟上位法是下位法的渊源，无论下位法何时制定，都不能与上位法相冲突。所以，从法理上讲，广东省人大有权依据《母婴保健法》的规定来制定有关“强制婚检”的规定。

不过，法律的制定还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否则就可能成“空中楼阁”抑或是“恶法”。目前，要求恢复“强制婚检”的理由主要就在于取消“强制婚检”导致新生儿先天性缺陷增多。有消息说在广东省，2002年全省的婚前检查率为62.46%，2007年跌到5.43%，与此同时，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由2002年的137.2/万，上升至2007年的244.2/万。但实际上，婚检与新生儿先天性缺陷增多有无关系，关系有多大，是需要科学论证的。而当初在《婚姻登记条例》中取消“强制婚检”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婚检对于预防新生儿先天性缺陷关系不大，而应当强调加强孕检。如果真要恢复“强制婚检”，那么就应当对婚检到底能起到多大的预防作用，孕检能否代替婚检等等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得出一个可信的结论。不过，在我看来，“强制婚检”的意义不仅在预防新生儿先天性缺陷的问题上，它还可以保障男女双方对于对方身体健康状况的知情权，有利于防范那些不适合结婚现象的发生，有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

最后一个方面，有关“强制婚检”在价值层面需要讨论的问题是，“强制婚检”是否会侵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自由意味着“外在的强制不存在”，自由也意味着“对于他人无妨碍的事情，他人不得干涉”。那么，两个要步入婚姻殿堂的人，他们都不愿意婚检，国家有无必要强制他们婚检呢?从表面来看，不愿意婚检的行为对他人与社会都无害，不应当干涉，但是，如果婚检真的有益于预防新生儿先天性缺陷的话(需要得到科学的论证)，那么不婚检就可能对于他人和社会有妨碍。这种妨碍首先是对新生儿，对于他们的出生，不愿意婚检的男女双方是存在责任的;其次，对于国家和社会有害，因为国家和社会对于先天性缺陷新生儿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因此，强制婚检虽然对公民的自由有一定的限制，但因为这种行为可能对他人、社会有妨碍，这种限制是合理的。

如果婚检真正有益于预防新生儿先天性缺陷的话，实施“强制婚检”就是必要的。但是，鉴于以往的收费“强制婚检”主要为牟利的检查而流于形式，也鉴于婚检预防新生儿先天性缺陷主要是为国家和社会减轻负担，我认为婚检应当免费。不仅如此，国家还应当发放“婚检券”，确定多家婚检机构，未婚青年可以挑选，哪家服务好就到哪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