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结婚的法律效力思维导图

法律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尤其是在“变法”之际，立法者必须合理地掌握其“度”，如果激进的改革超出民众所能承受的范围，其结果必然是法律制度本身陷入窘境。立法者不能仅仅关注自己希望达到的意图，而不关注该意图在民众中的实施过程，否则仅仅出于善良动机的立法，其向实际生活领域的渗透将是极为艰难的。当人们不仅感觉不到法律在为他们谋福利，反而更多感到的是法律的不便和对生活的无谓干扰时，人们势必会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地对这种法律予以规避。

沿袭传统的基本心态是立法者尊重民商法律的稳定性、继承性所立足的文化心态。由于婚姻家庭关系往往发生在具有一定亲缘关系的熟人之间，其中的相互关系往往具有较强的封闭性，这使得历史积淀起来的关于婚姻家庭的行为模式难于受到外界的干扰，如果国家试图凭借国家权力简单粗暴地取缔传统的民间习俗，取而代之以立法者设计的宏伟蓝图，那么势必会因立法与文化心态的抵触致使立法成本与收益极不相称。[3]由于深受传统习俗的影响，登记制度的推广虽超过半个世纪，但绝大多数新婚夫妇在办理登记以后，仍然要举行结婚仪式，而且不少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只有在举行仪式以后才属于真正结婚。

国家之所以制定婚姻法，其最终目的在于确保民众的婚姻幸福，而婚姻登记制度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如果当事人自觉遵守了结婚的所有实质要件，仅仅欠缺登记这种形式要件，就无从获得法律的保护，这种法律上的制裁对于当事人而言，未免失于过重。毕竟婚姻法律的最终目的不在于促使当事人进行登记。

根据立法者关于补办登记的规定，在法院审理这类事实婚姻的“离婚”案件时，法院理所当然会在案件受理前要求当事人补办结婚登记，否则就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先结婚，后离婚”的制度设计从逻辑上讲可谓天衣无缝，但其实施的效果却颇值怀疑。在离婚之际，往往双方的强弱地位已经明朗，处于强势的一方通过拒绝补办登记就可轻易达到目的。假如甲和乙举行了盛大的结婚仪式但未登记，公开共同生活5年后乙因意外事故丧失劳动能力，不久甲就另觅新欢。乙向法院起诉离婚并主张一定的生活扶助费用，而法院则告诉乙应当先办理结婚登记，否则就只能按同居关系对待。我们很难想象此时甲会欣然同意去补办结婚登记。一旦甲拒绝补办登记，乙显然将处于进退失据的可怜境地。

最高人民法院在被迫妥协的同时，已经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做法是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迁就，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更有不严格执法之嫌，因此早在1989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就预先声明：“自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之日起，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这表明在对仪式婚进行保护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有计划地准备否认其法律效力，这个计划终于于1994年付诸实施。对于仪式婚的保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以1994年2月1日为分水岭采取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1994年2月1日以后，即使当事人符合结婚实质条件，只要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其婚姻关系一律无效，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不受法律保护。

在立法机关对婚姻登记制度几乎没有作任何改变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历经数年最终完成了从肯定到否定，从保护到打击，从容忍到强硬的艰难转变过程。从民法解释方法上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在对仪式婚持“肯定、保护、容忍”态度时采用的解释方法为类推适用，而在持“否定、打击、强硬”态度时采用的解释方法则为反对解释。

进行反对解释的关键也同样在于将待处理案件的利益与立法者所制定法律中最重视的利益因素进行对比，当待处理案件的利益状况中欠缺法律某项规定的最重要的利益要素时，即可对该案作出与法律某项规定的处理方法相反的处理。[7]同样，我们也可以分析出最高人民法院在进行反对解释中的价值判断过程：(1)婚姻登记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当事人的婚姻家庭幸福(私益)，并保护社会道德秩序和国民伦理(公益)。之所以推行登记制度，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有利于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和国民伦理。(2)仪式婚虽具有婚姻生活之实质，但其欠缺登记形式要件，对维护社会道德和国民伦理不利，故其不包含登记制度所维护的最重要利益要素—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和国民伦理。(3)由此对仪式婚应作与登记婚相反之处理，即不承认其婚姻效力，对其也不予以法律保护。显然，最高人民法院从登记婚出发，对仪式婚采用了反对解释，其更加注重的是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和国民伦理。

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对仪式婚所作的司法解释，先采类推适用，后采反对解释，其价值判断在公益和私益的保护上摇摆不定。显然前者更注重个人私益之保护，承认制定法与传统习俗之冲突，对仪式婚之效力予以肯定;后者则更注重公益之维护，对在法律之外之婚姻予以制裁。

最高人民法院对仪式婚先采类推适用，后采反对解释，在价值判断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高人民法院采用的这些解释方法，未免顾此失彼，失于周延。

比照登记婚而对仪式婚采反对解释，其效果如何呢?采反对解释，否定仪式婚的法律效力，虽然通过这种严厉的惩罚会促进婚姻当事人办理登记，但其在客观上无视传统习俗对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积极作用，反而不利于婚姻当事人的幸福，且遗留下大量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反对解释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其一，忽视了当事人的婚姻幸福。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反对解释的过程进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最高人民法院无疑把登记制度对公益的维护视为最重要的利益要素，却忽视了当事人的婚姻幸福。其二，诱发家庭中的不稳定因素。由于中国自古注重结婚仪式，一旦男女双方举行了结婚仪式，男女双方均认为该婚姻对自己具有约束力。现法律明确规定其不受法律之保护，则男女双方原先认为具有约束力的婚姻关系将烟消云散，那么其中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经任何程序终止仪式婚关系。[9]这本身就有可能导致家庭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在公益与私益冲突之际，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显然采取的是要么保护私益，要么保护公益这种非此即彼的单一价值准则。那么除此之外，可否存在一种可以合理兼顾公益和私益的更为妥当合理的解释呢?笔者认为，对中国大量存在的仪式婚概不保护，在法律上将其视为零，太不切合中国之实际;若将仪式婚之效力等同于登记婚，则有损婚姻登记制度之功能。通过对这些冲突的利益进行综合衡量，笔者认为对仪式婚予以弱度保护方不失妥当。至于制度设计，就是说对仪式婚在法律上要对其予以保护，赋予其一定法律效力;但不若登记婚周密。对仪式婚应予弱度保护，但如何掌握其度，颇值研究。笔者认为，仪式婚已具备婚姻生活之实际内容，考虑到当事人的家庭幸福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对其保护应以不违反婚姻法之基本精神并能维护正常婚姻之存在为合理限度。在不破坏婚姻制度的前提下，对于维护婚姻生活不可或缺的人身权利及财产权利，仪式婚应与登记婚相同，但对于与夫妻身份有密切联系且不影响婚姻生活的人身或财产权利，则可以对仪式婚予以限制，这样方属妥当。具体而言，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对仪式婚同样适用。夫妻财产制、同居义务、忠实义务、协助义务、监护权与家事代理权，也应当与登记婚无异。[11]不过，仪式婚当事人毕竟欠缺合法之形式，对其下列权利则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1)配偶身份权。事实婚姻当事人在法律上仍不能取得合法夫妻身份，自不待言。(2)财产继承权。既然事实婚姻当事人在法律上不能成立夫妻关系，因此也就无从以配偶身份继承遗产。如果当事人之间扶养较多，可依《继承法》第14条之规定，将其视为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之人，适当分得一定的遗产。(3)婚姻解除权。事实婚姻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其夫妻关系在法律上不予认可，任何一方均可依单方面意思终止事实婚姻关系，无需通过婚姻登记机关或法院办理离婚手续。(4)子女婚生推定。事实婚姻当事人的夫妻身份不为法律所认可，因此其所生之子女一律为非婚生子女，不得适用婚生推定制度。由此观之，对登记婚和仪式婚在保护力度上区别对待，既维护了婚姻登记制度的权威，又在不破坏正当婚姻制度的前提下保护了仪式婚当事人的利益，对仪式婚规避法律行为也予以一定的制裁，体现了对公益和私益的合理保护。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仪式婚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更为适宜。一方面，改变目前“要么保护，要么不保护”的极端措施，对仪式婚予以弱度保护，这既可维护婚姻登记制度之权威，又对当事人的规避法律行为予以一定的制裁，有利于建立促使当事人依法办理登记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废除补办登记制度，通过立法确立仪式婚的转正制度，使仪式婚在一定条件下直接转化为合法婚姻，这将比目前婚姻法否定仪式婚的效力并建立补办登记制度更切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作者简介】

于海涌，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注释】

[1]《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3年卷)》，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页。

[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载刘素萍主编：《婚姻法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

[3]李金泽：《法律互异与冲突：文化因素透视》，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9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

[4][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

[5]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51页。

[6]参见198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7]同前注5，梁慧星书，第279页。

[8]同上注，第274页。

[9]夏吟兰：《离婚衡平机制研究》，《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10][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4页。

[11]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