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可以作离婚原告吗？思维导图

原告甲某(女)与被告乙某(男)于1979年10月结婚，1981年6月1日生育一女。婚后原、被告夫妻恩爱，家庭和睦。1990年5月，原告患精神病，生活不能自理。经法医鉴定，甲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出于原、被告双方的夫妻感情，被告并未因此嫌弃原告，在工作之余，被告除一人承担起全部的家庭事务外，还十几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悉心照顾原告，并为原告四处求医，但原告的病情仍无好转的迹象。被告对原告的真情付出，使原告的父母感到莫大的欣慰和感动。原告的父母认为，被告已尽到了一个当丈夫和父亲所应承担的职责，现原、被告的女儿已经成年，而原告所患的精神病却久治不愈。为不耽误被告的前程，原告之父曾多次主动向被告提出，要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与原告离婚的民事诉讼，其愿意作为原告的法定监护人，承担对原告的监护义务，但均遭被告拒绝。原告的父母在无奈之下，遂以其女为原告，自己为原告的法定监护人的身份代表其女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

法院在立案审查时，对甲某在本案中是否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以及甲某的父母作为原告法定监护人参与民事诉讼是否适格的问题，有以下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婚姻案件是涉及到当事人身份关系的诉讼，鉴于该类案件的特殊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离婚必须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在本案中，甲某系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其父母以甲某为原告提起与乙某离婚的民事诉讼，并不一定是甲某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如果甲某不主动提出与乙某离婚，也不可能对其合法权益构成侵害。因此，甲某的父母以甲某为原告，自己为其法定监护人代理涉及甲某身份关系的离婚诉讼，超出了我国民法通则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的法定监护人所规定的法定职责，其代理行为无效。

二、本案的被告系原告的配偶，是原告第一顺序的法定监护人，而原告的父母是原告第二顺序的法定监护人，现原告的父母以原告法定监护人的身份代表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与被告离婚的民事诉讼，应当视为原告的近亲属之间对原告的监护权有争议。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原告的法定监护人应当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指定。换句话说，甲某的父母作为原告的监护人参加本案诉讼的前提，必须先由上述单位指定其为原告的法定监护人。如果被告对该指定不服，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以判决方式维持或撤销原先的指定。故在未经过上述法定程序前，原告的父母不具备作为原告法定监护人参加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

一、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从该法条的立法原意来看，主要是为了保证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诉权。此外，该法条并未限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参加民事纠纷案件的类型，即未排除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婚姻案件中作为原告的主体资格。，尽管甲某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但其诉权仍然是受法律保护的。因此，甲某是本案适格的原告。

二、从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设立监护权的立法本意来看，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其实质并非民事权利而是一种职责。乙某在本案中，具有双重身份，即与甲某在离婚诉讼方面，乙某处于被告的身份;而在与原告的身份关系方面，乙某是原告的配偶、第一顺序的法定监护人。如果我们将本案原、被告的诉讼地位互相调换，即乙某作为原告，甲某为被告，甲某的父母作为甲某的监护人参加诉讼，那么，根据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上述当事人在离婚案件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都是适格的。既然在婚姻案件中，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指定了适格的监护人的前提下可以作为被告参加诉讼，那么，从保证诉讼目的得以实现和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诉权的角度出发，也同样应当允许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有监护人的前提下，具有原告的法律地位。另外，由于乙某在此离婚诉讼中处于被告的地位，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继续作为原告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不利于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此时，被告应当将其原告第一顺序法定监护人的身份让渡给第二顺序的法定监护人——即原告的父母，所以，甲某的父母在本案中是适格的原告监护人。

三、假如我们把上述案例中的情节稍加变化，即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在离婚案件中当原告的第二种情形。如果乙某自从甲某患精神病后，长期对甲某不好，经常虐待甲某，但其出于某种目的又不主动提出与甲某离婚，这时，应当视为甲某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乙某的不法侵害。甲某的父母或其成年子女为维护甲某的合法权益，以甲某为原告，自己作为甲某的法定代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依法解除甲乙双方的夫妻关系，此时甲某在该案中的原告身份仍然是适格的。人民法院对甲某的父母或子女以甲某为原告，自己为其法定监护人的离婚起诉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