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精神补偿怎么争取思维导图

谈离婚损害赔偿中的有关问题

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修改后的《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确立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体现了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功能，是我国《婚姻法》修改中的一个突破。然而由于只有一个条文，而该条文又过于简约，以至于对该制度存有较大的争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为《解释》)的出台，使得该制度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就该制度仍需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

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以非限定主义为一种趋势，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精神损害是相对于物质损害而言的，它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 亦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限于非财产损害，也包括财产权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同时也不限于精神或肉体痛苦，有时精神权益受损害，受害人尽管未感到痛苦，也可请求赔偿。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从夫权为标志的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的发展变化的过程。

在古代中世纪法中，妻的人格为夫吸收，妻子婚后无姓名权和财产权，无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一切受夫的支配。现代各国立法大都采用夫妻别体主义模式，男女结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间享有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表现为男女法律上的平等。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平等的基础上的，夫妻各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所有能力，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可能，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予损害赔偿。

随着传统婚姻观念的巨大转变，当代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立法发展趋势也从有责主义发展到破裂主义，对离婚的限制大大减少了。从过错离婚到无过错离婚，社会和法律对离婚的态度越来越宽容。造成婚姻关系破裂一方的任何过错，应该与获准离婚无关;即使配偶一方完全无辜，也不曾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行为，法律仍可背其意愿而强制离婚。这就使配偶一方受到精神损害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余地。对于精神权益的损害，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一个好的救济手段。

从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近年来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四分之一起因于家庭暴力。因夫妻一方与人有婚外情、或通奸、姘居、重婚而导致婚姻破裂离婚有增无减，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总数的60%以上。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因一方过错的侵权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如果不能够得到救济，则无法保护其合法权益。

在当今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工业化并且还不是那么富裕，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社会资源都还不足以支撑大量的单亲家庭的出现,离婚自由就可能与婚姻制度的养育功能和夫妻的共同投资相互保险功能发生冲突。许多妻子往往放弃了个人的努力来养育子女、承担家务，以自己的方式对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进行了投资，因此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而不仅是财产--也往往有妻子的功劳。就离婚的夫妻双方而言，实际上是她当年的保险投资被剥夺了，那么离婚就实际是对每一个妻子的一种无情的掠夺。而另一方面，这种男子的成就、地位、财富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因素都可能由第三者来享用，坐收渔利。这些因素往往对离婚妇女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因此，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离婚自由与过错责任的法律调控手段，恰到好处地在保障受害方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保障了“离婚自由”的实现。

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关于离婚之损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离因损害和离婚损害都能发生精神损害，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由于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行为，因此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和《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责任除具备一般的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即侵权行为、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外，还需具备另外一项特殊要件――离婚。由于法国、瑞士等国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建立在契约解除的基础上，因此在赔偿的构成要件上自然与我国也有所不同，它们的构成要件是离婚、过错、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四项。笔者以上述区分为基础，提出以下三个问题来重点讨论离婚损害精神赔偿。

配偶一方由于配偶另一方或第三人的过错行为导致其婚姻关系破裂，而遭受的非财产上损害自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权利受到侵害法律就应当提供救济的途径，因此确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必要的。当然，我国法律设计了严格的构成要件以控制滥用：

我国学者传统上认为自由婚姻是以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为基础的，而否认婚姻与利益密切相关。但婚姻即使在现代也不可能如理想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仅仅关涉性和情爱，它一直关涉利益及其分配。康德认为婚姻为男女双方以其性的特征为一生的交互占有。他把婚姻关系分为对人类之物的支配面及人格的支配面，而加以分析。由于婚姻之成立，夫妻互相拥有"对物的对人权"。而发生此二权利之基础是双方的自由意思，此贯彻者近代市民社会之"契约自由"原则。夫妻基于相互支配关系而拥有之权利，即是可以排除第三人之独占的、排他的配偶权。此贯彻者近代市民社会之“所有权不可侵”原则。

因此，从理论上说，第三人亦能成为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而按照《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损害赔偿的请求人显然是针对夫妻双方而言的，但第四十六条第(三)(四)两项即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受害人(无过错方)并不限于夫和妻，有时还涉及子女。在实践中，有的父亲既有外遇又施暴于妻子、儿女。在河北曾发生过15岁的男孩状告生父和第三者的案例，这名男孩要求生父履行抚养教育义务，同时，要求生父和第三者赔偿精神损害。在国外，也有类似案件发生。对这个问题在执法中如何把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以请求方无过错为原则的前提下，能否发展为过错推定原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六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一千零五十六条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