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天津亲子鉴定人数比5年前增长一倍思维导图

天津市血液中心免疫学研究室主任闫莉娜告诉记者，有时候，打电话咨询亲子鉴定相关事宜的市民会突然增多。“我们往往也是一头雾水，但可以肯定地说，一有明星私生子事件发生，或者电视台播出一些关于抱错孩子的电视剧时，前来咨询和做鉴定的人会明显增加。”

鉴定人数比5年前增长一倍

据闫莉娜介绍，今年截至目前，血液中心已经做了约60例亲子鉴定。“如今，血液中心每年要做100余例亲子鉴定，鉴定人数比5年前增长了一倍。”

闫莉娜介绍，亲子鉴定就是通过DNA技术来证明父母与子女的血缘关系，只需抽取3毫升的静脉血就可以进行检验，而且准确率超过99%。

闫莉娜说，做亲子鉴定费用不低，一个样本是1105元，一家三口人就是3315元，如果不是受经济能力的制约，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来做亲子鉴定。“当然，现在也可以在没有母亲参与的条件下进行，那样会省下1105元，精确度也很高。”

他们为什么要做亲子鉴定

暗自求证型——

“人家都说孩子长得不像我”

据闫莉娜介绍，前来进行亲子鉴定的人中，很多人是听邻居、朋友说孩子长得不像自己，又不敢和妻子说，于是偷着带孩子来做鉴定。

今年初，王毅(化名)带着上小学的孩子来到天津市血液中心，填表、抽血期间，王毅一直一言不发，等孩子去接受抽血时，他才开始说话。原来，他是背着妻子来的，对孩子也只是说来验血型。

王毅说，孩子三四岁时，他的邻居和很多朋友都说孩子长得不像他，开始他也不予理会。但这两年，他发现妻子总是神神秘秘地打电话，不知道她在外面有什么事，于是就有些怀疑了。以前，王毅也打过几次电话进行咨询，但一直犹豫，那天他终于鼓足勇气带着孩子来了。“我一定要弄清楚真相，如果孩子是我的，决不让别人再说三道四。”

吵架赌气型——

“把鉴定结果给他当离婚礼物”

日前，一对三十多岁的夫妻带着孩子走进天津市血液中心，这一回是女方执意要做亲子鉴定。

今年35岁的刘女士(化名)介绍说，她是做公关工作的，在单位难免会有些应酬，有时为了陪客户，回家会晚一些，可是她丈夫就是不理解，总是让她辞掉工作回家，可刘女士就是不肯。最近一段时间，刘女士总和丈夫吵架，而每次吵架丈夫都拿孩子说事，急了就说孩子长得不像他，不是他的。“这次我非要来做个鉴定，让他看看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反正我问心无愧，拿到鉴定结果我就送他当离婚礼物！”

采集证据型——

“不做鉴定就要不来养育费”

何灵毅然和张某断了联系，独自生下了孩子。之后，何灵带着孩子去找张某，对方却说什么也不承认孩子是自己的，拒绝支付养育费。何灵通过咨询律师得知，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做亲子鉴定，以鉴定结果作为证据。

各方说法

闫莉娜主任

做鉴定大多因为丈夫起疑心

来做亲子鉴定的人都是什么情况？他们都抱有什么样的心态呢？对此，闫莉娜说：“做亲子鉴定的都有律师陪同，从法律的角度讲我们也不会多问，但有的人比较健谈，也想找个倾诉对象聊聊自己的情况。”闫莉娜告诉记者，通过了解得知，除了为出国定居、上户口等事项提供亲子身份手续外，大多数亲子鉴定都是因为丈夫怀疑妻子不忠而提出的。“做亲子鉴定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从普通农民、工薪阶层到知识分子都有。”

张振元律师

不到必要时最好不做鉴定

几年前，“通化串子案”轰动一时，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1981年10月29日，赵盛强妻子宫克在通化市人民医院产下一男婴。20年后，他们的儿子赵达在大学参加献血时，得知与父母血型不符，他们开始怀疑是医院抱错了孩子。费尽周折后，夫妇二人终于查明，当时与他们邻床的孙华东夫妇的儿子孙超酷似赵盛强。随后，赵家和孙家共六人做了亲子鉴定，证明孙超与赵盛强夫妇有血缘关系，而赵达与赵盛强夫妇和孙华东夫妇均没有血缘关系，从而引发“串子”事件。经过多方寻找，赵达的亲生父母及孙华东夫妇的亲生儿子至今没有下落。

为此两家人分别向通化市东昌区法院提起诉讼。2003年7月23日，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令通化市人民医院赔偿6名原告共52万余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

天津孚惠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振元正是“通化串子案”的代理律师之一，他认为，夫妻双方应该互相信任，不到必要时最好不要做亲子鉴定。“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不忠，或涉及非婚生子女鉴定、子女抚养权认定的时候，才有必要做亲子鉴定。”

王来华教授

鉴定普及体现夫妻信任度降低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所长王来华教授说，亲子鉴定是柄双刃剑，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应该持肯定的态度。古代时是滴血认亲，很显然这非常不科学。那么，与其暗中猜疑妻子不忠，不如依靠现代技术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消除夫妻双方的误会。从这个角度来说，亲子鉴定对婚姻关系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亲子鉴定的普及也会带来一些副作用，来做亲子鉴定的人连年攀升，也是对正常生活的一种颠覆。它的普及是家庭关系不稳定的一个写照，同时是夫妻信任度降低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