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彩礼还是赠与？思维导图

邢某(男)与程某(女)于2007年9月经他人介绍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2008年2月起，程某在邢某处连续居住30余天，期间邢某为程某购买了一件羊绒大衣花费3000余元、购买白金首饰花费10525元，其余日常开支共计1041元。2008年3月14日，邢某还主动给了程某5000元现金。2008年4月6日晚，邢某向程某提出分手，并要求程某返还为其购买的羊绒大衣、白金首饰等财物，但均遭到拒绝。邢某认为其给付程某的衣物、首饰、钱款都属于彩礼，在双方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下，程某应当返还。邢某于是起诉至法院，要求程某返还羊绒大衣与白金首饰及5000元现金。

程某则认为，双方确立恋爱关系后，邢某主动送给其一件羊绒大衣并为其购买了游泳衣等日常用品，2008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邢某还带其去商场购买了一条项链和一枚戒指，这些都是普通的赠与，已经履行完毕，不应当返还。在分手的问题上程某没有责任，不同意邢某的诉讼请求。最后，法院判令程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邢某白金项链一条、白金戒指一枚、现金5000元。驳回了邢某其他的诉讼请求。

彩礼的给付目的在于将来缔结婚姻关系，这一给付目的将彩礼与一般的赠与行为区别开来。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蕴含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可能互赠礼物而不附加任何条件，并不以结婚为目的，则是一种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赠与行为，已经履行完毕的，不能要求返还。在男女双方恋爱期间，购买衣物、食品等必需品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价值较小，在不能证明系为结婚而特意购买等情况下，应认定为一般的赠与而非彩礼，例如本案中的羊绒大衣、游泳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开销。而诸如大额现金、汽车、贵重金属等物品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特别是戒指等饰品具有特殊的象征性意义，是为了缔结婚姻而赠与，应当认定为彩礼。

审判实践中发现，彩礼纠纷近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正是这些新特征导致纠纷增多，加剧矛盾激化。

在传统情况下，女方多是不将彩礼带到自己未来的家庭而是留在娘家的，而在现代，彩礼则可能是归女方自己或归其新组建的家庭，用于购置新婚用品、举办婚礼等支出，或是用于日后日常开销。在给付彩礼时，仅凭男方个人也难以有经济能力支付数额较大的彩礼，往往是男方家庭举全家之力甚至负债支付。同时，现阶段80后、90后夫妻比例增大，子女对父母依赖程度较高，父母对于子女的婚姻问题干涉较多，因此，在婚约财产纠纷中，常会出现男女双方家庭成员多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情况。诉讼参加人的增多会使双方在法庭上对立情绪更为浓厚，争议焦点可能转移至婚姻不能缔结或婚姻破裂的过错问题上。

传统风俗下，男女双方多在均产生结婚意向后开始接触，于订立婚约时给付彩礼，彩礼的给付多与订婚或结婚有明显的联系。而在现阶段，双方当事人往往系由自由恋爱发展至意欲缔结婚姻关系，恋爱时间较长，双方在给付财物时是否存在结婚的共识不易调查，彩礼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之间存在认定上的困难。此外，在北京地区特别是城区，人们对于婚前必须给付彩礼的观念已经有所改变，被迫于当地的行情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给付彩礼的现象已经有所减少，风俗习惯的弱化，对于彩礼的认定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彩礼是否应当返还以双方是否缔结婚姻关系为依据。如果双方最终未能结婚，彩礼应予返还。若给付彩礼后双方已经结婚的，则只有在双方离婚时，符合两种特殊情况的彩礼可以返还，一是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二是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在诉讼中，除了要对法院的处理原则心中有数以外，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根据司法解释对返还彩礼条件的规定，彩礼纠纷的诉讼主体也因双方当事人是否缔结婚姻关系而有所不同。在给付彩礼后，双方缔结婚姻关系的，一方在离婚诉讼中提出返还彩礼诉讼请求的，因离婚案件的当事人只能为夫妻双方，故即使彩礼实际由一方家庭支付，或实际支付给了另一方的亲属，诉讼中也只能以男女双方作为当事人，接受彩礼的一方负有返还义务，其不得以其不是实际接收人为由拒绝返还。如果在给付彩礼后双方未能结婚，一方提出返还彩礼之诉的，则应当以实际给付人与收受人为诉讼当事人，既符合实际的权利义务状态，也有利于真正解决纠纷。

在主张返还彩礼的诉讼中，原告首先要证明财物的性质为彩礼，即财物的给付是以双方将来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接下来需要证明彩礼原属于自己所有。为达到此项证明目的，原告需要提交购买财产的原始票据、银行转账存根等充分的证据材料。缔结婚姻关系作为接受彩礼一方的抗辩理由，相关证据亦应当由其提交。在给付方证明给付彩礼导致其“生活困难”时，则在给付事实的基础上要达到一个相对严格的“困难”的证明标准，即须证明通过其正常付出仍不能维持当地最基本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