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的口头离婚思维导图

怀宁县居民张某和原配妻子王女士感情不好，两人“口头”离婚。不懂法律的张某误以为自己已与妻子离了婚，在外地与林女士以夫妻名义生活了17年之久。2012年，王女士状告张某重婚，近日，怀宁县法院对这例罕见的重婚案作出了判决，张某和林女士都因重婚罪承担了刑事责任。

1972年，张某与王女士按照农村习俗举行了婚礼，但一直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婚后，双方生育了4个子女。共同生活期间，两人性格不合，经常争吵。17年前，当孩子大了，孙、何二人均不想继续在一起生活了，遂决定离婚。但他们没有到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任何手续，而是达成口头离婚协议，自此开始分居生活。

1995年，张某在外地打工，与林女士相识，不久，两人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并先后生育了两个子女。因认为张某自离家之后，十几年来一直未履行做父亲的义务，王女士一气之下诉至法院，要求依法追究孙、吴二人重婚罪的法律责任。

法院认为，孙、何二人当年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已形成事实婚姻，双方应通过合法途径解除夫妻关系，二人的口头离婚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孙、何二人自始至终仍是夫妻关系。孙、吴二人基于对法律的无知，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10余年，系非法同居。但二人已构成重婚罪，应受到法律制裁。

由此，怀宁县法院在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犯罪性质、社会危害程度、悔罪表现以及家庭状况后，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林女士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两人为自己不懂法付出了代价。

重婚是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产物，是剥削阶级腐化享乐思想在婚姻关系上的表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重婚是不允许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与逐步健全的今天，重婚观念很严重。所谓“大款”养“二奶”已非常普遍。重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在处理重婚案件时，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难以区分。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区分重婚罪与非罪的界限。

1、要区分重婚罪与有配偶的妇女被拐卖而重婚的界限。近几年来，拐骗、贩卖妇女的犯罪相当严重。有的妇女已经结婚，但被犯罪分子拐骗、贩卖后被迫与他人结婚，在这种情况下，被拐卖的妇女在客观上尽管有重婚行为，但其主观上并无重婚的故意，与他人重婚是违背其意愿的、是他人欺骗或强迫的结果。

2、要区分重婚罪与临时姘居的界限。姘居，是指男女双方未经结婚而临时在一起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不构成重婚罪。最高人民法院1958年1月27日在《关于如何认定重婚行为问题的批复》中指出：“如两人虽然同居，但明显只是临时姘居关系，彼此以”姘头“相对待，随时可以自由撤散，或者在约定时期届满后即结束姘居关系的，则只能认为是单纯非法同居，不能认为是重婚。”

3、从情节是否严重来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在实践中，重婚行为的情节和危害有轻重大小之分。根据本法第13条的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所以，有重婚行为，并不一定就构成重婚罪。只有情节较为严重，危害较大的重婚行为，才构成犯罪。

（1）夫妻一方因不堪虐待外逃而重婚的。实践中，由于封建思想或者家庭矛盾等因素的影响，夫妻间虐待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果一方，尤其是妇女，因不堪虐待而外逃后，在外地又与他人结婚，由于这种重婚行为的动机是为了摆脱虐待，社会危害性明显较小，所以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2）因遭受灾害外逃而与他人重婚的。因遭受灾害在原籍无法生活而外流谋生的。一方知道对方还健在，有的甚至是双方一同外流谋生，但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在原夫妻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又与他人结婚。这种重婚行为尽管有重婚故意，但其社会危害性不大，也不宜以重婚罪论处。

重婚是违反一夫一妻制的结合，禁止重婚是近、现代各国立法的通例。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婚姻制度下，法律对重婚的认定和处理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历代的封建法律只禁止多妻而不禁止纳妾，如《唐律疏议·户婚》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但有妻者纳妾是不用此律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法亲属编虽然禁止重婚，在司法实践中却默认纳妾为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5条规定，对重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的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令禁止重婚。任何人都不得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配偶，一切公开的或变相的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的结合都是非法的。违反一夫一妻制的结婚不予登记；已经成立合法婚姻的男女，只有在配偶死亡（包括宣告死亡）或离婚后，始得再行结婚。纳妾者亦应按重婚论处。

重婚在民事上是婚姻无效的原因，在刑事上应依法追究犯罪者的责任。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均须按重婚罪予以制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四十五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两百五十八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