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成都孙伟铭“疯狂别克案”思维导图

孙伟铭醉酒、无证、逃逸、超速、越双实线，致4人死亡、1人重伤，该当何罪?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2008年12月14日中午，被告人孙伟铭在参加寿宴饮用大量白酒(酒精含量近乎醉酒标准的两倍)后，于下午4点驾驶别克轿车送父母到火车站，后往龙泉驿区方向行驶。下午5时许，孙伟铭驾车行驶至成龙路蓝谷地路口时，从后面撞上了正常行驶的一辆“比亚迪”轿车尾部。事故发生后，孙伟铭迅速倒车从被撞的“比亚迪”车旁超出，高速驾车逃逸。在逃逸至成龙路卓锦城路段时，孙伟铭以每小时130多公里的速度(事故路段限速60Km/h)向右侧绕行后又向左侧迅速绕回，越过中心双实线，与相对方向正常行驶的一辆“长安奔奔”轿车猛烈相撞，随后又迎面先后与奥拓轿车、蒙迪欧轿车及奇瑞QQ轿车等相撞，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

一种观点认为，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其行为属于“过失伤害”。因其开车上路既不是奔着杀人的念头，也不是抱着制造恐怖犯罪的目的，即孙伟铭并没有想夺去素不相识者生命的主观故意，这就能充分说明这是一起典型的交通肇事案。

另一种观点认为，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孙伟铭是在醉酒以后驾车，而且是无证驾驶，这些都是故意的行为，足以说明被告人主观上是故意犯罪，但是他不是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故意，也就是说他不是直接故意，而是间接故意。他的犯罪工具是汽车，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上街，他会对不特定的人员、不特定的财产造成严重的后果，即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的定性，但不认可对孙伟铭主观故意的分析。理由如下：酒后驾车、无证驾驶、超速、越双实线这些确实都是故意行为，但也只是主观上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交通肇事罪中同样存在这些主观上的违法行为。如果依第二种观点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那么今后将发生：所有的酒后驾车、无证驾驶、超速、越双实线造成严重后果都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车祸则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未遂，这显然不妥。众所周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分水岭就在于“故意”和“过失”，而区分故意和过失是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想使用酒后、无证驾车等行为作为方法去制造车祸危害公共安全，如果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果主观上根本不希望车祸发生，则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行为人并非想利用酒后、无证驾车等行为来制造车祸，但其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车祸，却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主观上属于“间接故意”，也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本案中，被告人孙伟铭发生的第一次追尾事故，应属典型的交通事故，但是在其后的逃逸过程中，醉酒的孙伟铭只想尽快逃走，已经慌不择路，高速行驶于车辆、人群密集之处，后越黄色双实线，以超过限定速度一倍以上的车速冲向相向行驶的多辆车辆。上述事实能够充分证明，孙伟铭无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明知自己的疯狂逃逸行为可能会发生车祸导致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却仍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主观故意非常明显，行为性质也随之转变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在孙伟铭案宣判的三日前，杭州西湖法院对被告人胡斌“飙车”案作出判决，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所以，目前与孙伟铭案对比最强烈，媒体舆论关注最多的就是杭州胡斌飙车案。人们当然要质疑：同是超速，同是行驶于人多车多的城市主干道，为什么开“三菱”和驾“别克”的罪名实质差距就达“十万八千里”呢?难道真是由伤亡人数的多少和赔偿的到位与否来决定罪名吗?笔者认为，就胡斌飙车案的个案来说，定性不当。理由是：胡斌为了追求感官刺激，非法改装车辆，在城市主要道路上严重超速行驶，沿途还不时与同伴相互追赶，在住宅密集区域的人行横道上也未减速而肇事，其主观上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态度已非常明显，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其伤亡人数仅1人、赔偿到位等因素可以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但不应影响罪名的确定。无怪乎，现在的司法会给人一种同样情节不同罪、同罪又不同罚，量刑畸轻畸重等法律缺乏公平、正义的不良感觉呢?

成都中院认为，被告人孙伟铭无证、醉酒、超速行驶反映出主观恶性深，4死1重伤的犯罪后果极其严重，对被害人及家属所造成的损失又无法弥补，综合考虑被告人恶劣的犯罪情节、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质，且无任何法定或酌定减轻从轻处罚情节，依法对其作出死刑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