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债券融资的比较优势与实证分析思维导图

(1)企业债券税盾作用显著。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作为企业的管理费用计入成本，这种法规和财务制度增强了企业发行债券的动机。相对于股票融资而言，债券融资具有税盾作用，即冲减税基的作用。这种优势不仅给有负债的企业增加收益，而且给企业的股东增加收益。而发行股票，会对公司和法人双重课税。

(2)企业债券具有财务杠杆作用。企业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所带来的经营成果只需按事先约定的利率支付固定利息，剩余部分将全部为原有股东所分享。如果纳税付息前利润率高于利息率，负债经营就可以增加税后利润，从而使股东收益增加。反之，则拖累企业的盈利情况。“财务杠杆”机制的存在，是企业甘于冒一定风险举债筹集长期资金的一个重要因素，凡是举债的企业。无不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这一机制。

债券融资市场反映优于股权融资。企业融资的信号理论是建立在内部人和外部人关于企业的真实价值或投资机会的信息不对称基础之上的。企业的负债比率是债务人等投资者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判断企业市场价值的重要政策信号。罗斯通过信号传递模型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在外部投资者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存在公司收益非对称信息。如果市场对公司证券估值过高，经营者受益;如果企业破产，经营者将受到重大损失。在破产概率和企业质量负相关及与负债水平负相关的前提下，投资者将较高的负债水平视为企业高质量的一个有效信号。

在企业选择融资方式时，债券融资应优先于股票融资。控制权理论认为，融资结构不仅决定企业收入流的分配，而且决定企业控制权的分配。融资结构会通过影响控制权分配以影响企业的价值。对以控制权为目标的经理人来说，最安全的融资方式为内源融资。因此，从偏好控制权的经理人出发，企业融资结构的顺序是：内部融资-发行股票-发行债券-银行贷款;但从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建立和约束机制的完善，进而提高企业收入流的角度来看，其融资结构的顺序正好相反。平衡两者，增大债券融资的比重是最优的。至此形成了企业“优序融资理论”，该理论综合各家之长，经过比较和权衡，认为企业最为稳妥的融资选择是以保留盈余进行内部融资，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外部融资带来的企业价值的下降，而且可以保证原股东的利益。在企业保留盈余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时，企业外部融资的优先选择是债务融资;直到债务融资可能导致财务危机时才考虑股权融资，即企业先通过内部融资，再负债，最后才是股票融资，这就是著名的“啄食顺序理论”。

筹资成本是企业筹资过程中发生的资金利息成本和发行费用，一般用筹资成本率来表示。就企业债券而言，其筹资成本主要包括付给投资者的资金利息和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对银行贷款而言，其筹资成本主要是支付给银行的利息及借贷手续费。以1年到期还本付息的银行贷款和企业债券为例：企业债券的筹资成本率：Kb=Rb?A/(A-fb)

(1) A、Rb分别为筹资额(发行额)与资金利息率(票面利率);fb为发行费，包括承销、印刷、公告、法律咨询、托管、评估审计等各项费用。其中，发行费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部分。固定成本如印刷、公告、文件包装、法律咨询等费用相关因素，一般与发行额大小无关，用C表示;而承销等费用则随发行量增大而逐步趋小，用α表示(0<α<1)，则债券筹资成本率变为：Kb=Rb?A/(A-C-αA)=Rb/(1-α-C/A)

(2) 银行贷款的筹资成本率为：K1=R1?A/(R-f1)=R1/(1-f1/R)

(3) (3)式中，A为贷款额，R1和f1为贷款利率和手续费。由(2)/(3)得：Kb/K1=Rb(1-f1/A)/R1(1-α-C/A)

(4) 一般来说，银行手续费较低，即当f1→0时，则(4)式可写成：Kb/K1=Rb/R1(1-α-C/A)

上式中，C为固定费用，企业债券发行成本中的固定费用一般比银行贷款大得多。由于随A值增大而减小，若Rb/R1定，则A越大，Kb/K1越小，即债券融资相对银行融资成本越低，也就是说，发行规模越大，债券的规模成本效应越显著。所以，筹资规模成为衡量企业债券和银行贷款融资成本大小的一个重要变量。国外的学者研究表明，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在1亿以上，其规模效应才能显示出来。

企业债券与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成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代理成本，二是契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再谈判成本。

(1)企业债券代理成本较高。企业债券一般是为数众多的个人投资者，但正是投资者众多的特点使得债权人自然产生“搭便车”倾向，而不愿自己付费监督。市场债务融资对企业动态的监督激励是有限的。为此，市场债务融资的监督激励必须在合约中加载更多的条款，但过多限制型附加条款必然会加大监督执行方面的代理成本。

(2)企业债券再谈判成本较高。在不完备契约条件下，当发生契约中未能明确规定的状态或事件时，契约当事人必须对不可预测状态或事件的处理和收益分配等进行再谈判，即契约的不完备使得再谈判变得有价值。一般来说，企业发行的债券被广泛持有后，企业同债券持有人进行再谈判是相当困难的，一方面，同许多债券持有人进行再谈判会带来高昂的交易成本。如美国法律规定，修改债务合约一般性条款必须由2/3以上的债权人(或代理人)同意，对债券数量和期限的修改须经全体债权人的同意。另一方面，债券持有者的再谈判还存在“搭便车”问题，每一位债券持有者都想保持他对项目回报的原始要求权，而让其他人去对其要求权进行再谈判。显然，企业债券的性质决定了债权人与债务人再谈判是较困难的，企业债券也被视为不可重谈的债务融资方式，从而形成企业“硬”债务。而银行贷款的再谈判是一对一的协商，其谈判难度、成本明显要低.且不存在“搭便车”问题。这种因能再谈判而不一定会导致违约企业破产清算的债务，通常被称为“软”债务，这使得一些存在较大财务危机的企业，更愿意向银行贷款融资，而那些信用质量好、出现财务危机可能性小的企业，则倾向于企业债券融资。

(3)金融中介能有效地降低企业债券的间接成本。银行现代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不仅能够解决(或部分解决)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而且在对企业和项目的监控功能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Diamond建立的受托监控模型表明，如果众多投资者将事后的监督委托给中介机构来进行，就可以降低监督成本或避免“搭便车”的问题。相对而言，由于银行凭借其对企业享有的信息生产与监督的特殊优势，银行可能以撤销新增贷款或收回贷款为由，向企业榨取租金，这对于那些具备较好发展前景且依赖于银行贷款的企业而言，无疑会增大融资成本。由于这一原因的存在，可能会使一些企业走向公司债券市场融资，这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一些大企业不依赖银行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