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中的隐名投资思维导图

隐名投资是指一方投资人(隐名投资人)实际认缴、认购出资，但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材料记载的投资人却显示为他人(显名投资人)的法律现象。不管投资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也不管是投资于合伙还是公司或其他经济实体；在投资形式上，不管隐名投资人是附着于某一显名股东，还是几个股东身上，亦或是隐名投资人与显名股东各成系统，一方只管出资，一方只管经营；在经营方式上，不管其是否控制、参与组织或只是纯分享股东的权益与分担股东的风险，都属于隐名投资。只是本文所指的隐名投资只涉及投资于公司，而不包括合伙和其他经济组织，故隐名投资人也好，显名股东也好，其对公司所负的责任都是有限责任。它一般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对隐名投资作不同的分类;

1、我国《公司法》对隐名投资并无规定。1993年12月29日公布的《公司法》对隐名投资并无条文规范，然从对相关问题的规定可看出我国的《公司法》的倾向。比如，第12条规定公司对外投资，所累计投资额一般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可见《公司法》对公司的对外投资和回购股份的操作有过多的限制，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对于冒用他人名义开公司的，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9条规定，“他人冒用法人、其他组织名义进行民事活动……以直接责任人为当事人。”这虽是对主体的规定，但从中可知，若隐名投资人冒用法人、其他组织名义组成公司，应由直接责任人即隐名投资人承担责任。对于虚报注册资本，1994年6月24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58、59条规定，“除责令改正外，情节严重的，还可撤销公司登记、吊销营业执照。”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8年1月7日发布的《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4条进一步规定，“若要被撤销、吊销的，该公司自始即无法人资格。”条例无特别指明有隐名股东的公司是否也适用，据推理不应例外。而《公司法》对于隐名投资无禁止性规定，故一些公司和自然人为营利，在法律无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用隐名投资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利益。

2、投资主体隐蔽性的成因分析。亚当·斯密说过，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维护者。自然人也好，由自然人组成并由自然人操纵的法人也好，都一样要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法律创设公司主体的本来目的，就是希望为投资者提供创造与实现财富的渠道，并以此为社会增进财富，带来繁荣。若这个法律所允许的主渠道并不畅通，那么公司的意志就会自己开发法律并不禁止的领域，如隐名投资，开辟出一条支流与主渠道相通，最后还是汇集到公司这条大河之中，受河岸的约束与规范，也从这种规范中得利。形成隐名投资有三种主要的成因：（1）规避法律使行为合法化。如外商投资人要设立法律禁止或限制的公司类型，只能通过隐名方式、委托中国大陆公民或公司出面才能办妥或公务员、研究人员或在职职工由于身份的限制不能从事某一行为，于是只好由他人的名字代替，自己变为隐名投资人；（2）无须规避法律而使行为效益最大化。如联营一方要求只需一个合作人，原有的另一方公司只能以隐名方式附在一方合作人的背后，虽未显名而享有的投资人的利益；或者一方有钱而缺乏时间或能力，只好依附于或委托显名投资人，少操心却享受利益；或者隐名投资人为合法之原因，只想投资获取利益，而不想让自己的名字公之于众，只得寻求他人作为显名股东；（3）因疏忽或其他原因而导致到工商行政机关登记时少报或错报股东形成隐名投资。

以假设人即虚构人的名义认购公司资本时，由于显名投资人不存在，因此在与公司的法律关系上，可以直接认定隐名投资人是股东。但在使用现存人物的名义时，由于存在对立的利害关系人，因此如何认定隐名投资人、显名投资人与公司的法律关系变得比较复杂。司法实践对此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实质说”，即将实际投资人视为股东，而不论投资人以谁的名义。二是“形式说”，即将名义上的投资人视为股东，而不论实际的投资人为谁。这两种看法都不无道理，但也有许多缺陷。笔者认为，股东的确定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

(一)隐名投资人未直接以股东的名义行使权利的，以显名投资人为股东. 理由在于：

总之，隐名投资人未直接以股东的名义实际行使权利的，以显名投资人为股东有利于公司法律关系的稳定，能更加稳定地维持、管理股东和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方便公司的社团性法律事务的处理，使公司在股东之间的纠纷中得以保持中立的立场，并且维护善意股东的利益。至于隐名投资人与显名投资人之间的关系则依个人法解决。

(二)隐名投资人直接以股东的名义行使权利的，以隐名投资人为股东

1、认定股东资格的基本原则.就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一般会签署章程，有的还签署发起人协议或合作协议；签署章程后，股东会履行出资义务并经会计师验资；验资后办理工商登记手续。公司成立后，有的公司会向股东发放出资证明书，并备置股东名册。从证据的角度分析，上述过程涉及股东资格的证据为：章程、出资凭证、工商登记（指工商部门确认的事项）、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但目前实际生活中，只有少数公司会办理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从性质上分析，章程、出资凭证（或者说履行出资义务）是创设股东资格的依据；而工商登记、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只是证明股东资格的依据，具有推定效力，因此，前者是股东权的实质依据，后者是形式依据。另外，由于公司只有注册登记完成，公司才能成立；只有公司成立，投资人才成为股东，因此，光有章程或出资凭证尚不能证明投资人具备股东资格。而且，由于工商登记资料的公开性，任何交易主体均能获取相应信息，因此，以工商登记作为判定股东资格的依据符合公司设立的原理，也能最大限度地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目前司法实践均以此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基本原则，《意见》第26、27条体现了该精神。

2、实现公司法股本结构的多元化。由于我国一直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法律上表现为对投资主体的划分特别明晰，限制和要求也迥然不同。法律根据主体来制度、颁布，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等；工商登记上的分类也是根据全民、集体、个体、外资等等主体来划分成十几种；就连法院的案件档案上主体一栏，也要求写明全民、集体、个体、外资等性质。而不同的主体得到的法律待遇是不同的，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所以曾一度要求法院为国有企业保驾护航。而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地位从“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上升到1999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待遇是“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种因主体不同而给予的极不相同的待遇导致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会产生种种规避法律的行为，如为了争得税收上的优惠，前几年很多个体企业往往登记成集体企业，所以一些本来合格的主体只能冒用他人的名义开设公司，而一些中外合资公司为了利用“两免三减”的税收政策，也频频关闭重新投资，等等。隐名投资的问题确实涉及到深层的立法宗旨、立法技术和政策导向，非本文所能解决，也非一蹴而能就。但有一个理念必须树立起来，我国的经济结构体系，需要不同主体的经济成分共同投资、一起努力。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对公司自由度的放开，应允许多个主体的多种投资方式，合理利用民间资本、私人经济和海外投资等多种性质的资金，形成公司法股本的多元化结构。

2、确定隐名投资人为股东，前提是隐名投资人已符合公司法上的股东条件。

3、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原理，使投资不实的公司隐名股东没有逃避的后路。无论一国公司设立的条件多么宽松，总还是会有人因难以满足该条件或处于某种规避法律的目的编造虚假的公司设立条件，当然也不排除由于申请或审批之疏忽而导致公司在设立时有严重暇疵，法律除了给予必要的补正机会外，亦宜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原理，直接追究实际投资人的责任。然若实际投资人的登记也有严重的设立瑕疵，如法人股东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有竞业禁止要求的经理、董事隐名于其配偶名下而设立公司，法律能否层层上追责任至最终股东，堵住虚假设立公司的源头，使注册不实的股东无处藏身，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笔者认为虽然我国法律体系中没有公司设立无效的诉讼制度，但从我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工商局1998年的《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来看，我国法律也有规定公司设立无效被自始否定其法人人格，那么母公司的股东方即祖父公司如果投资不实，就有理由推断出也应追究祖父公司的责任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公司的投资人就可以利用子公司的子公司，即孙公司去从事违法行为而不被法律所追究，稍有头脑的隐名投资人就会通过这一规避渠道大发法律漏洞财。故当公司成为股东意志的代理或规避法律的工具时，若适用一次公司人格否认还不能追究到真正的隐名投资人的话，就应在一个公司个案上适用两次或多次公司人格否认原理，追究到公司违法行为的最终责任人身上，使投资不实的公司隐名股东没有逃避的后路。

4、违法或规避法律的隐名投资，应当否定相应投资人的股东资格。从法理上讲，法律不应支持违法行为或规避法律行为的人，而且应作负面的法律评价；同时，应加以规范和制裁。因此，在涉及隐名投资的法律纠纷中，不能不考虑这一法律价值。《意见》第26条关于冒名股东、29条关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对股东身份作禁止或限制规定的相关内容，既是对违法或规避法律的隐名投资行为否定之评价。当然，判断违法或规避的条件或标准也只是《意见》第26条、29条关于股东身份的规定。实践中，违规取得的资金投资时，有人认为该投资行为无效，投资人没有股东资格，本人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资金本身没有合法与非法之分，而且，否定其投资行为，必然会使所公司设立行为自始无效，影响公司社团的稳定和存续。实际上认定其股东资格，通过变卖或拍卖股权的方式，完全可以达到规制侵占或挪用或贪污行为的目的，同时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稳定和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