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营困顿，股东意见不一，怎么办？思维导图

股东怀着美好的愿望，共同出资设立公司，但公司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很不顺畅，连年亏损，直至全面停业。是采取措施，恢复经营？还是就这样拖着？还是立即解散？股东之间意见不一，甚至连董事会、股东会都无法正常召开。公司何去何从？北京法院首例援引新《公司法》183条判决解散公司案，给出答案。

2002年1月14日，北京某研究所与泰州某公司、自然人王某，共同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858万元，其中研究所以货币资金出资430万元，泰州某公司以货币资金出资228万元，王某以非专利技术出资200万元。公司成立后，经营一直很困难，前三年累计实现销售收入不足30万元，亏损达70多万元。2005年后就已完全处于停业状态，但当年又发生亏损70多万元。为此，公司曾召开董事会、股东会，寻求解决途径，但最终难以形成决议。此后，公司干脆连两会也召开不起来。与此不相称的是，王某却利用自己担任、公司又无法罢免的总经理职务身份，依然每月从公司领取达3万元的工资，股东矛盾无法调和。作为现金出资的两大股东，要求立即解散公司，而作为非现金出资的王某却在玩猫抓老鼠的游戏，避而不谈，而《公司章程》又规定，解散公司，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显然，公司到此已无法自行解决问题。于是，形成诉讼。

2005年底，两家单位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决解散公司。一审法院本着为各股东、为社会负责的态度，对援引新《公司法》解散公司相当慎重，仅开庭就达五次，经过长达近一年的审理，终于一审判决解散公司。王某不服，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驳回了王某的上诉请求。

庭审中，被告不同意解散公司的主要观点是：1、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解散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现原告单方面要求解散公司，是对《公司章程》的违反；2、公司在2003年前，经营状况良好，有发展前途，曾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有关部门对产品质量认定的《检验报告》、取得国家有关部门之助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约100万元。企业资产并未减少；3、企业目前陷入困顿，是因为其他股东从中作梗；4、公司能够自己解决问题，他本人随时参加董事会、股东会，解决公司面临的困境。

对此，研究所代理人主要发表了如下代理意见，对被告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首先，本公司经营严重困难，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庭审质证的证据，王某委托的评估事务所测算，公司成立第一年应完成销售收入720万元，实现净利润13.68万元；第二年完成收入1680万元，净利润171.12万元；第三年完成收入3120万元，净利润417.8万元；第四年完成收入2700万元，净利润259.74万元；第五年完成收入2304万元，净利润163.4万元。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据王某提供的财务报表反应，该公司第一年实现收入1.5万元，亏损24.4万元；第二年收入24.5万元，亏20.4万元；第三年收入2.4万元，亏31.5万元，第四年没有任何收入，亏73.6万元。四年累计实现收入28.4万元，亏149.5万元。06年由于王某未提供报表，具体亏损数额不祥，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当年公司仍然处于完全停业状态，亏损数额上升是必然的。

既便是上述亏损数额，也还是在公司五、六百万现金存款获得利息支撑下发生的亏损，如果公司存款减少，上述亏损数额必将大幅增加。

至于王某辩称：公司资产基本没有减少，这是因为1、公司巨额存款利息，消化了公司部分亏损；2、有关部门投入了100万元的支助，这不是公司的经营业绩，掩盖不了公司经营困顿的局面。而且公司已经连续长期停业，不是经营严重困难，是什么？

王某还辩称，公司经营困难是原告造成的。这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而且，《公司法》183条讲的是解散公司的一种客观标准，而没有提是谁的责任。

其次，公司继续维持下去会给股东造成更大的损失。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公司亏损在逐年递增。公司成立之初，两原告投入现金658万元，加上中小基金100多万元，公司应当有现金750多万元，而公司至今置备的固定资产仅有15万元。据王某讲，目前公司账上只有资金520万元。这等于说，公司仅仅4年时间，就损失现金200多万元。

更为严重的是，王某利用自己总经理的身份，在公司已经停业多年的情况下，自己却照常每月领取3万元的工资，还要发生很多差旅费。由此可见，公司“存在”一天，必将给原告两股东造成更大的损失。股东投入的大量现金，不但发挥不了效益，反而还一天天的损耗。

而且，随着现金存款的大幅减少，存款利息“贡献率”的降低，公司资产损失必将呈加速发展趋势。

再次，通过其他渠道已无法解决公司目前僵局。为了解决公司问题，两原告也曾采取多种措施，力图自行解决问题，但是，由于王某阻挠，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第三次股东会本来是决定清算公司，但王某事后不认账。第四次股东会决定成立清算组，王某又拒绝在股东会决议上签字。由于《公司章程》规定，解散公司，必须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所以股东自己决定解散公司，根本不可能。05年，两原告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还曾计划召开董事会、股东会，进行董事会换届，必要时免除王某的总经理职务，但均遭王某拒绝。本案第三次开庭时，王某声称自己随时同意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当原告表示可以当庭召开后，王某迫于面子，三方股东终于在法庭的见证下，召开了股东会，讨论公司解散问题或者董事会换届问题。但由于王某阻挠，借口身体不适，会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

由此可见，在法庭的见证下，公司股东会都无法进行，就连一个顺理成章的董事会换届都无法决定，靠公司自己还能解决什么问题？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公司目前完全符合《公司法》183条规定的解散条件。

最后，王某其实也认为公司已经没有了发展前途，所以他早已准备好了退路。2005年，王某就已经在外地另外组建了一个公司，并任董事和总经理。他之所以拒绝解散公司，阻挠召开股东会、董事会召开，阻挠经营班子换届或变更，目的就是利用总经理的身份，每月从公司领取3万元的工资，进一步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本案案情十分简单，但是在新《公司法》实施前，我国缺乏解决公司僵局的法律机制，加之《公司章程》对公司各种发展状况缺乏必要的预计，导致公司在出现僵局时，没有解决依据。新《公司法》的出台，为股东解决公司僵局，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本案作为北京首例司法解散公司案，法院还是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仅开庭就达五次，审理时间长达一年。在司法解散公司没有形成一种气氛的环境下，要想突破现有常规做法，如果缺乏确切的理由和证据，解散公司目的就很难实现。

为此，在审理过程中，研究所代理律师紧紧抓住《公司法》183条规定的标准，逐项对照，论述公司目前的处境，并逐项以证据予以佐证，可谓构思精巧，逻辑严密，针对性强，论证有理有据。同时为了取得法院的“同情”，代理人还不失时机的向法庭分析了被告的心理状态，说明被告主观上也认为公司已经没有发展前途，但是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他采取了不配合的做法，以此博得法院解散公司的决心。

而被告方的表现，虽然在法庭上提出很多证据，提出很多说法，但大都与《公司法》183条规定不相干。对此，原告代理人采取的做法是，对被告的一些不实陈述、没有证据的陈述，只作简单的反驳；对被告提供的与183条无关的证据，也不予纠缠，以避免被牵着鼻子走，冲淡辩论主题，冲淡说服法官的力度。

案件结果表明，原告代理人的上述做法收到了预期效果，所以在一审判决支持原告后，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中，被告又提出一些新的说法和证据，原告只是简单的重复了一审中的观点，并没有陷入与被告争辩，所以二审判决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作出了。这无疑是原告诉讼策略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