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约定与工商登记不一致时股权份额的认定思维导图

在审判实践中，公司法案件的诉讼主体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程序性问题。本案原告王某以吕某、王x和申德公司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由此产生被告主体上的两个疑问：第一，王x不是申德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其被告主体是否适格?第二，申德公司在本案中属于诉讼标的，其被告主体是否适格?

在民事诉讼理论上，被告应当是与原告存在诉讼利益关系的主体。诉讼利益表现在与原告主张的权利可能存在利害关系，至少在原告提起诉讼的事实和请求中要反映出被告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具体到本案，关于列王x为被告的问题，因王x与登记股东吕某系夫妻，诉讼证据又显示其本人参与了申德公司的经营管理，故按照基本常识，至少可以判断王x不应排除在与申德公司股东权存在利害关系的主体之外。关于列申德公司为被告的问题，尽管原告没有在本案中直接诉请公司履行某项与其诉讼主张相关的义务(例如签发出资证明书、置备或记载股东名册、进行工商登记等)，但是原告要求确认股权比例的主张毕竟是与股东在公司中享有的权利(如经营管理权、盈余分配权)和承担的义务(如出资缴付义务、清算与清偿义务)有直接关联，公司与股东之间无疑也存在着利害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公司的股权是原告提起诉讼的标的，同时公司作为一个法人主体，在股东权纠纷中又必然是一个利害关系人。公司的诉讼地位，可根据原告所主张的义务履行对象，或列为被告，或列为第三人。

对一个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言，股东所签署的章程、公司的股东名册、公司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三者对于股东所持股权的记载应当相互一致。因此，三者都是确认股权的有效证据。然而在现实中，一些有限责任公司并不完全依照公司法的规定签署、置备上述文件。有的公司虽然签署并向工商部门报备公司章程，但不签发出资证明书或置备股东名册;有的公司内部订立的出资协议与章程有不同记载，同时也不签发出资证明书和置备股东名册;有的公司虽然有出资证明书和股东名册，但其记载内容与所报备的公司章程不一致;有的公司的出资证明书与股东名册的记载也不相一致。上述种种情况，极易发生股东权纠纷。

(一)公司章程、出资证明书和股东名册对确定股东权的作用

与设立股份有限公司不同，订立发起人协议不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必经程序。但在现实中，许多发起人股东仍然会在启动设立程序之初订立一份具有相同性质的协议，其名称或称“合作经营协议”，或称“共同投资协议”。

发起人协议是由发起人之间订立的确定各发起人之间有关设立公司的权利义务的书面文件。其内容由发起人协商确定，一般包括以下内容：发起人的基本情况;拟设立公司的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发起人的投资数额与方式;发起人的权利义务等。与旨在规范成立后的公司及其成员行为的公司章程不同，发起人协议重在明晰和规范发起人在公司设立阶段的权利义务。故一般认为，在公司成立以后，发起人协议对公司成员不再具有约束力，其相应的功能随即让位于公司章程。

股东权的司法认定，可以发生在公司内部关系和公司外部关系两个方面。在此问题上，目前公司法理论和审判机关的基本共识是：公司处理内部事务时，以股东名册为依据;公司外部关系的处理以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作为识别股权的标准。1本案中，公司没有置备股东名册，但股东之间有类同于发起人协议的内部约定，而且该协议约定关于各股东所持股权的记载与公司登记机关存档的公司章程记载不一致。在此情况下，如何确认双方股东的股权呢?这正是本案的疑难之处。

笔者认为，在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关系的案件中，当发起人协议与公司章程不一致时，对于股权的确认，原则上应当以公司章程为依据，但有特殊情况的除外。其理由，正是笔者前面所阐释的关于公司章程和发起人协议各自在公司中的地位及其证权作用。此处需要重点分析的是，不是以公司章程(公司登记)为依据，而是以发起人协议(内部约定)为依据来确认股权的除外情形。

在认识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准确理解股权的概念。所谓股权，顾名思义就是股东享有的权利。法律上的权利，体现的是一种法律关系，股权法律关系实质上是股东基于其取得股东资格而与公司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股权关系的主体是股东，凡是对公司投资或者基于其他合法原因而持有公司资本一定份额并享有权利的主体，就是公司的股东。

从理论上讲，股东是负有出资义务的人，却不一定是已经实际出资的人。股东出资瑕疵(包括出资不实、出资虚假、抽逃出资等)并不改变其已有的股东资格，这种资格取决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在公司之外，更重要的是公司登记的确认。这些文件未必能完全证明该股东已履行了出资义务，但却是证明其股东资格的基本依据。否认了出资不实股东的资格，也就否定了其与公司之间的任何法律关系，这显然是与股东应当承担出资义务及法律责任的规定相违背。因此，股东出资瑕疵，原则上不影响股权份额的确定。在全体股东均存在出资瑕疵时，尤其如此。这一处理原则，与审理涉及出资瑕疵的股权转让纠纷、知情权纠纷案件等相类似。

本案中，申德公司的注册资本系由他人垫资，故验资报告所显示的出资份额，不能作为确认股权份额的依据。至于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事后是否实际到位，从申德厂与申德公司具有一定程度的业务、资产混同的关系来分析，不排除申德公司的实有资本、运作资金来源于申德厂的可能性，而且尚未发现有申德公司的债权人追究股东的出资责任。更何况本案系公司股东之间对股权份额的确认之诉，不涉及公司外部关系，股东究竟出资与否，不影响对案件的处理。

本案中，王某、王x签署的《重大事项商定意见》，是王某主张其占有申德公司60%股权份额的重要证据。但由于该份文件不是股东吕某本人签署，因此其关于股权份额的约定对吕某是否具有约束力，成为法院能否采信该份证据所要首先解决的法律问题。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在审理过程中曾探讨过几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王x、吕某系配偶，两人是以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设立公司，股权在事实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无非是显名股东登记为一人而已。因此，《重大事项商定意见》不论是由王x还是吕某签字，均不影响对其二人的约束力。

第二种意见认为，吕某向王x出具了授权王x全权处理申德公司一切事务的委托书，故王x有权代理吕某签署《重大事项商定意见》。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吕某既是申德公司的股东，又是申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只是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全权委托王x处理公司事务，故而王x的代理权限仅限于公司的经营管理，不应包含公司股东才能行使的股东权利。因此，吕某出具该份委托书，并不意味着《重大事项商定意见》中关于股东权部分的内容对其产生效力。

上述各种意见都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笔者的看法是：第一，对于 “夫妻老婆店”、“家族企业”类型的公司纠纷的处理，原则上应首先根据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和商事代理的性质、特征，严格确定各种权利义务。在传统的民事纠纷中常见的家事代理、表见代理等法律事实，不宜在公司纠纷中轻易作出认定。第二，对于 “夫妻老婆店”、“家族企业”类型的公司股权，不宜轻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或家庭成员共同财产。股权是不同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和人身权的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股权能否得以行使，取决于股东资格取得与否。公司法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取得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印证了股东与其配偶等家庭成员之间，在股权行使上的独立性。因此，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共同债权(债务)等一些传统的民法理念，在处理股权纠纷时，不应混淆其中。第三，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我们还应当结合具体案情，对于股权的实际拥有人作出准确判断。如果夫妻双方事实上都以股东身份参与了公司经营管理，或者实际享受了公司权利，那么未显名登记的配偶一方，在很大程度上亦可被视为享有股东权。

具体到本案，王x虽未以委托人吕某名义签订《重大事项商定意见》，但实际上有受托代理的意思，且为相对人王某所明知，故发生委托代理的效果。吕某作为委托人，同时系王x配偶，若其不了解王x处理上述事务，有悖常理。吕某虽以申德公司法定代表人名义出具委托书，但其同时为公司股东之一。基于该身份上的竞合关系，可以认定吕某作为公司股东，对王x签署上述文件及其内容也应当是明知的。而且，王x始终参与了从申德厂到申德公司整个过程的经营管理，其与吕某在股东资格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混同，其二人理应被视为享有公司股东权益的共同关联一方。故《重大事项商定意见》确认王x投资为40%，应理解为王x、吕某作为共同一方在公司的股权权益占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