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思维导图

公司利害关系人理论是美国许多学者近年来用以支持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主要依据。这一理论不仅为美国半数以上各州出台非股东利害关系人立法提供了正当性，也为法院判例考虑公司社会责任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这种理论认为，公司既是商事主体或商人之一种，也是利益的聚焦点。除了股东利益之外，公司的设立与运营还会编织成一张非股东利益关系网。这些股东之外的社会主体对于公司的存在具有利害关系。为确保公司的繁荣与发展，股东及其代理人即经营者必须与职工、债权人、消费者、客户、当地社区甚至全社会的成员密切合作。

成功的公司既需要对外增强对用户和消费者的凝聚力，也需要对内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可见，公司利害关系人又包括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也各不相同。但是，各个利益集团在追求社会团结、社会公正、民族的繁荣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因此，仅仅保护股东利益，而忽视对公司利害关系人的保护，不仅不合乎社会正义，而且也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现代社会，公司的经济力量不断壮大，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公司集中。公司决定着市场上提供的最为重要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左右着重要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服务市场的行情变化，作为主要的雇主控制看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就业命运，作为主要的纳税人被视为政府财政收入的摇钱树，千万个公司的经济力量汇集在一起与当地整个经济发展态势的好坏(如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的降低)息息相关。

公司的社会影响力还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广泛地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科学校求、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公司在创造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衍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环境污染、欺诈消费者、侵害职工权益、排挤中小竞争者等等。因此，人们希望公司招负起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社会责任。

总之，随着公司社会作用力的增强，现代社会对公司组织的期待，已由纯然的经济性组织的看法，转变为兼具社会性使命。因此，既然公司所处的环境对其的期待已有不问，公司自应调整其角色，负起社会责任，否则即有可能危及公司存在的合法性。

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人权中的让会权，尤其是消费者权利、劳动者权利更是紧密相连。公司社会责任与计会权要捍卫的最高价值是相同的。作为一个高度浓缩的概念，社会权指属于人权与基本自由范畴的各类体现社会正义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里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十分广泛，既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列举的10项权利.也包括其他具有经济与社会权利特点的权利，如消费者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等。政治国家的力量固然强大，但能力毕竟有限。片面强调国家实现社会权的积极义务是不够的。

这一点可以从一些西方国家在福利国家危机面前，纷纷削减社会福利预算开文的事实中得到印证。福利国家的发明为社会权的实现带来了福音，但福利国家所能保障的社会权是极为有限的，一般仅局限于社会保障权，但无法确保公民的环境权、工作权、消费者权等。而公司在推动许多社会权的实现上大有可为，如保护公民的环境权、工作权、消费者权、劳动者参加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从根本上解决失业、环保等社会问题。

此外，公司经济力量本身应当理解为蕴涵着社会义务。抛开公司财产权不论，即使是一般民事主体的私人财产所有权，也从过去的过分绝对化，过渡到今天的相对社会化。《世界人权宣言》第29条更是明确指出：“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一般民事主体的私人财产所有权尚且如此，财大气租的现代公司的经济力量更是应当承载社会义务。

作为一种民争权利或私权，公司决策权可以由市民社会中作为民事主体的公司自由行使，任何人(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不得随意干预。但是，公司决策权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果大大超越了传统私法自治的范围和公司力量应当受拘束的民事领域。鉴于公司决策权力的实质社会影响，公司决策权力不仅被视为纯粹的民事权利，而应当被视为具有重要社会效果的特殊民事权利，公司应当以其对计会负责的方式实现营利目标，进而推动社会政策与非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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