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私产权制度下的民间投资思维导图

综观过去5年的中国经济，应该承认那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也是民营经济获得广泛认同和市场空间的5年。人们对于今年民间投资将加快增长的判断，固然得自于对经济宏观层面和微观运行的观察，但从深层次审视，人们议论更多的仍然是体制变迁释放的来自于民间的巨大发展潜力。 2003年或许将成为民间投资彻底摆脱低迷而走向活跃的一个拐点。这种判断的宏观基础不仅建立在2002年民间投资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对于基本面的信心可能更有助于这种判断的形成。去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和12月首次提交人大审议的民法草案，无疑构成了这个基本面的深厚基础。

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对产权的有力保护都是民间投资得以勃兴的最根本的原因。而民间投资的低迷，虽然可以有纯经济层面的解释，但是寻找法律制度上的缺陷，却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民营企业家面临的深层次的困扰。

人无恒产则无恒心。一个不能有效地保护私人产权的社会，是不能指望民间的力量成为国家经济振兴的主导力量的。国人对私人财富的遮遮掩掩，政府官员始终讳言的资本外逃现象，追根溯源，在很大程度上也反证着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下民间资本的无奈，及其趋利避害的现实选择。

中共十六大中关于“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表述，和民法典草案中将国有资产和私人财产作为平等的法律保护主体，并以此为原则确定的保护私人财产不受侵害的条款，当然是国家对民间投资冲动法律层面的承诺。但是坦率地说，在保护私人财产的道路上，我们的路还没有走完。也正因为如此，尽管在不同的立法层面，都曾有保护私人财产权利的相关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去年底的一次会议上，仍然要求各级法院推行法律适用同意原则，消除对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利保护的忽视。

现代社会中对于私人财产的威胁，固然可以归因于诸多方面，但是被滥用的政府权力历来被看作是最强大的力量。形形色色的歧视性规章和司法机关的不作为都因之而起。所以，一部民法典尚不能彻底解决私有财产全面保障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也一再证明，民间对私人财产的信任危机，更多地不是出自对其他个体的顾虑，而是出自对政府权力的顾虑。

去年所做的一项调查说，民营经济增加投资的意愿格外的强烈，选择增加投资的企业比选择减少投资的企业多了50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报告也指出，民间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已经接近了国有投资。在中国实施积极财政的 5年中，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中的比重由35.9%上升到了44.6%。如何进一步保护这种投资热情，如何给民间投资者一个稳定的预期，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倾注于宪法的修改上。

这种注意力缘自于历史的经验。

1988年宪法修正案赋予私营经济补充的地位，而1999年宪法修正案则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如果没有这两次修宪，很难想象今天的民间投资会是什么样的格局。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相信，只有在宪法层面上赋予私人财产权与公有财产平等的地位，将对私人财产的限制和剥夺置于宪法的监护之下，确定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才能彻底地打消民间长期以来的种种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