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重组的途径思维导图

“准市场型”资产重组机制是一种过渡性的混合机制。这种机制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失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发育成熟条件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其主要内容包括：(1)准市场主体：实行政资分开，构建新的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体系。组建行业性控股公司、区域性资产经营公司，或委托大公司、大集团运营国有资产。由这些国有资产运营组织实施资产重组的操作。这类操作主体尽管带有一定的行政主体色彩，但其利益一定程度上与资产配置效果挂钩，又具有市场主体的行为特征。(2)准市场交易渠道：企业经过“包装”被推出。“包装”主要包括剥离重组、分立重组、债务托管等。困难企业通过现存的渠道(市场或非市场的)招揽多个购买或合作的伙伴;优势企业也通过现存渠道(市场或非市场的)寻找购买或兼并的对象。市场渠道主要包括股市、产权交易市场;非市场渠道主要包括各种行政、社会关系联结的双边交易谈判。(3)准市场价格机制：双方都在多个对象中按预期成本与收益之比排序，各自得出一份序数清单，再经过多方反复谈判，求得产权交易价格的现实均衡点，进行重c组和调整。

准市场型机制适合转轨时期的特点，可以作为当前实施较大规模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有效的机制依托。一是有条件和基础，短期内可以塑造这一机制。实行政资分开，构建新的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体系，对现存体制冲击不大，阻力较小，近期可以实现。深圳、上海等地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实行准市场交易，只要进一步加强产权交易信息网络建设，完善产权交易规则，同样可以很快办到。二是在转轨时期可作为校正结构大幅度偏差的较好机制。在结构偏差很小的条件下，产业之间、企业之间资本边际效率相差无几，重组和调整所需信息量较大，分散决策、市场“试错”，是效率较高的选择。但在当前结构大幅度偏差的条件下，产业之间、企业之间资本边际效率差异很大，可以形成明确的序数信号，由准市场主体集中决策有信息保证，加之有利益基础，不易出错，效率损失不大，且重组和调整振荡小、见效快。准市场调节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条块分割，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竞争，也可以提高资产配置效率。三是可以较好地处理产业升级中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的矛盾。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有灵活的市场机制作媒介，由产业政策来校正产业升级中企业预期与社会预期的差异、协调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的矛盾较为有效。但目前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由眼界较远的准市场主体来替代，充当传导产业政策的重要组织媒介，既可以获得产业升级的宏观效益，又能保证一定水平的微观效益，利大于弊，不失为较好的选择。

首先应该看到，解脱国有企业债务包袱是完全可能的。一是存量化解的潜力巨大。我国国有企业净资产有2万多亿元，国有企业资产增值潜力达1.8万亿元，公有住房按重置价值达3万亿元以上，国有土地市场价值目前已达15万亿元左右，并将继续升值。通过这笔巨额存量资产的调整，我们不仅有能力归还国家和企业对职工的“欠帐”，消除隐性债务，而且有能力对企业实施增资减债，降低显性负债水平。二是增量注入潜力很大。虽然银行资产负债率也高，承受力弱，但财政负债水平低。目前我国国债余额只相当于GDP的7%，而世界平均水平在50%以上。因此，实行企业、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债务重组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具体办法可以考虑：(1)分类处理。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施破产减债;资大于债、效益较好的企业实施市场化增资;处于中间状态的大量企业在联合、兼并、合资、搬迁改造中增资减债。(2)整体推进。实行财政、银行、企业之间的债务重组。单靠银行呆帐准备金减债，银行难以承受。可行的办法是，增加中央财政对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再核销专业银行等额再贷款，专业银行再核销工商企业等额债务。(3)增量引导。设立资产重组基金。该基金由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系操作。其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部分国债收入，地方政府土地批租收入，各级财政其它投入。这一基金的主要功能是解决存量化解中的资产变现问题。通过这一基金的运作，逐步将部分国有存量资产转入社会保障基金。(4)存量化解。统一隐性负债计量标准，在企业资产中单列，转为社会保障基金的资产。破产企业清偿，优先归还隐性负债。社会保障基金根根据需要，用掌握的企业资产或股权到资产重组基金变现，满足自身资金周转或支付的需要。显性债务中所有财政性负债和“拨改贷”贷款转为国家资本金。同时，启动产权交易，通过国有存量资产增值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特别要收缩战线，提高质量，向外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社会公众出售部分国有存量资产。出售收入用于企业增资。

实行上述方案，一是可以较好地处理增量注入与存量调整的关系。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存量，解脱债务包袱的根本出路在于存量化解。但没有一定的增量注入，存量也转不动、转不活。以增量注入引导、存量化解为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充分挖掘存量调整的潜力，启动较大规模的资产和债务重组，又可以用最小投入，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可以较好地处理财政、银行与企业的关系。目前的问题是各地减债的要求十分强烈，银行难以承受，银企关系紧张。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兼顾各方利益、合理分摊改革成本的整体安排。方案提出由中央财政增加对中央银行的负债，分担目前集中于专业银行的压力。这样做，财政可以承受，银行运营风险也可以降低，又没有现金投放，企业资产和债务重组特别是破产减债就可以在更大规模上展开。

加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好失业和再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难点在于“历史欠帐”。国有企业数以千万计的职工，由于过去长期没有提取社会保障方面的费用，没有形成必要的社会保障积累。实行现收现付，收多了，企业和职工难以承受;收少了，又会入不敷出。财政又没有多少钱投入社会保障。目前，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通过“隐性债务”资本化，筹集资金，归还历史欠帐，满足转轨时期社会保障的需要。国家应在这方面尽快下决心，提出方案，组织实施，以增强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资产重组的承受能力。

与此同时，要加速建立劳动力市场，主要用就业市场化的办法解决资产重组中的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就业增长弹性将有明显提高，加之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将逐步放慢，就业和再就业形势将逐步好转。目前我国劳动力在第三产业就业仅占23%，而世界平均水平达45%以上。如果我国达到这个水平，仅第三产业就可以新增1.3亿个就业岗位。因此，从中长期看，通过就业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再就业问题，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当前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打一个“时间差”，减轻“阵痛”：(1)建立劳动预备制度，新生劳动力必须经过一定时期就业培训，取得就业证，才能录用。这样既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又可以延缓劳动力就业压力。(2)建立再就业转岗培训制度。这不仅可以取得同上的效果，而且可以加强和改善对再就业的计划指导。要规定新办企业、新上项目必须招收一定比例下岗职工。计划、劳动等部门按新办企业、新上项目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安排定向培训，培训后再双向选择，实现再就业。(3)进一步放宽提前退休和内部退养的条件，减轻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压力。(4)适当控制农民工的使用。国有企业要积极清退临时用工，增加再就业岗位。正在迅速发展的社区服务要优先安置下岗职工。

“抓大放小”是资产重组的重点和突破口，从近几年来的实践看，当前要切实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抓大”要围绕产业升级，避免增量投入分散，加快培育资本集中机制。国有经济的优势在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性产业。“抓大”的实质和基本走向，就是推动国有资产更多进入这些产业。当前，通过“抓大”振兴支柱产业尤为重要。近几年来，抓大成效显著，但也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就是缺乏产业导向，力量分散：各地、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壮大对象”，千方百计动员资金增加自己的“重点投入”。这样做虽然对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传统产业的重复建设，延缓了真正巨人企业的形成。“抓大”的对象一定要少而精，不仅要看企业现有基础，还要看其发展潜力;不仅要看资源条件，还要看市场和技术条件;不仅要看其规模，还要看其产业。二是要加大扶持的力度。对重点扶持的大企业，可实行“三个优先”;在解决债务负担、优化资本结构方面优先，技改和基建投入方面优先，流动资金贷款方面优先。特别重要的是要积极发展上市公司，并提高每个公司资产的上市规模。

第二，“放小”要以放开所有权为主，使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进入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等领域。从前一阶段各地的实践来看，放开小企业的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经营权放开型。主要包括承包、租赁、公有民营、托管等。二是所有权对内放开型。主要是股份合作制。三是所有权向外部放开型。主要包括资产拍卖、兼并、组建资产一体化企业集团。目前，这三类放开形式中尚没有一种占主要位置，基本上是“三分天下”各占其一。从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的要求来看，当前应加大国有小型企业所有权放开型的改革，使国有经济从不利于发挥自身优势的部分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领域的进入“门坎”低，规模经济要求低，易于形成“过度竞争”，国有经济在这一领域并不一定有更多的优势。“退出”后，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并不是要消费掉，而是要用于再投资。再投资的方向主要是进入“门坎”较高、规模经济要求较高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优势。

第三，“抓大”与“放小”要紧密结合，尽快改变目前“各自为战”的局面，实现“整体联动循环”。抓大与放小是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重点，应该使两者相互配合，形成协调共进的局面。但前一阶段，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放开小企业往往是“退”而不“出”。国有资产向内部职工出售所形成的收入多数留在原企业，作为企业借入资金，继续使用。“抓大”主要采取外延扩张方式。大公司、大集团发展主要靠上新项目、办新厂，很少去购并小企业。据有关资料，国有大中型企业投资中用于购并的不足百分之一。外延“进入”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直接制约了“退出”的规模。因此，应该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切实的措施，打破目前的僵局，实现“进入”与“退出”的整体联动循环：国有大企业投资购并小企业，出售小企业收入主要用于购买大企业股权，大企业股权出售收入主要用于购并小企业，由此形成国有资本价值的高效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