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追诉标准数额巨大案例思维导图

案情介绍：被告人赵某，男，1980 年 3月24 日生于云南省保山市，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隆阳区板桥镇粮管所宿舍，系云南省保山市道路桥梁工程公司临时工， 2004 年4 月至今在保龙公路进场道路第三合同段负责试验工作，捕前住保山市公路总段宿舍。因涉嫌合同诈骗罪于2005 年5 月19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 月22 日被逮捕。已服刑。

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犯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向本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赵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赵某有投案自首情节，应对其减轻处罚。

2004 年3 月，被告人赵某以联系“保龙高速公路料场备料工程”，需要打点为名，先后两次骗取了钥思杰的人民币共计1 9000 元。

2004 年5月至8月，赵某又以其姐夫吴家林在保山市重点公路建设投资处主持工作为名，谎称吴已许诺中标“昌宁至永平二级公路修建工程”，向李利春骗取了租联合破碎机押金、租场地费、购买装载机费用，共计51000 元人民币。

2004 年9月至11月，赵某假冒保龙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的名义，伪造了两份指挥部的文件，以已经搞到“保龙高速公路7 公里半到9 公里段开挖和构造物工程”并准备签订施工合同为名，先后向范跃德收取了机械设备资质押金、打点费及办理授权委托书的费用，共计人民币11000 元。

2005 年2月至5月，赵某以吴家林与保龙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指挥长彭赛恒关系较好，该指挥部正招聘小车驾驶员，可以照顾为由，伪造了该指挥部的一份“报到通知”。从中骗取陈永奇的报名费1000 元人民币。以上被告人共计骗取人民币82000 元。

2004 年8月至2005 年5月，赵某以“保龙高速公路路面用水泥稳定碎石层备料工程”为名，利用电脑复印、扫描后，用裁纸刀私刻的“云南保龙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印章和冒签的“彭赛恒”姓名，伪造了该指挥部的中标通知书、授权书、承包指令等有关施工文件，先后骗取了马昂的押金、资料费等共计25600 元人民币。

2004 年9月至2005 年3月，赵某假冒“保山市重点公路建设指挥部”之名并冒签了时任保山市重点公路工程管理处书记“吴家林”的姓名，利用自己伪造的一枚“云南省保山市重点公路建设指挥部”印章和“腾冲驼峰机场二级公路工程”授权书、发包合同、开工令、公证书等文件，与杨赵海签订了两份工程发包合同，先后骗取了杨赵海的押金、材料费等共计5 1600 元人民币。

2005 年1月至4月，赵某又采用同样的手法，利用该枚印章及一枚已经废止使用的“保山地区重点公路建设指挥部”印章，伪造了同一工程的发包合同、廉政、安全生产合同等，并先后与赵从来、周寿昌签订了合同，从而骗取赵从来合同保证金共计29700 元人民币，周寿昌工程押金34400 元人民币。

2005 年3月至5月，赵某再次以同种手法，利用该两枚印章，伪造了.“昌宁至永平二级公路路基、路面工程”的施工授权书、指令性分包人表格及指挥部通知等，先后骗取了自怀松报名费、资料费、图纸费、合同保证金及打点费，共计80300 元人民币。

从我国有关现行刑事司法解释来看，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标准都高于诈骗罪的数额标准。2001 年4 月8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规定，合同诈骗的，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 千元至2 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1996 年12 月24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注：以下简称《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 )规定，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1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货款诈骗数额在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 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5 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1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l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 第二条“根据(刑法 》 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的规定，在新刑法修订前，合同诈骗罪按照诈骗罪进行判处，其犯罪的数额亦按照诈骗罪的犯罪数额进行判处，即，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 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 '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 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

新刑法修订时，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按照新刑法修订后的2001 年4 月8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规定，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起点为5 千元，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有所提高，而关于合同诈骗“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在新刑法修订后的司法解释中，则无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合同诈骗罪的起点数额为何有所提高?从立法原则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中的金融诈骗犯罪，犯罪起点数额均比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高，在新刑法修订时，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分离出来归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其犯罪客体与金融诈骗罪属同类客体，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起点提高是必然的。《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 对金融诈骗犯罪数额的规定没有变化，而《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中规定的金融诈骗犯罪，新刑法在修订时进行了吸收。审判实践中，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标准仍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 》的规定判处，因此，在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也可以参照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规定判处。即，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5 千元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本案中，被告人赵某合同诈骗的数额为22 1500 元，判决书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是正确的。宣判后，被告人赵某没有上诉，公诉机关也没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1]《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