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合同的价值冲突思维导图

格式合同赖以产生的法理基础是契约自由。按照传统观点，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行为，协商是意思表示达成一致的基础。格式合同的出现却使现实的差距拉的很远，这主要是因为：

其次，格式合同的出现剥夺了当事人一方进行协商的权利。古典契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任何人不得被未经其同意的义务所约束”。但是，如果企业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拒绝任何人对其事先拟好的定式合同条款进行任何改变时，实际上剥夺了相对人与之协商的权利。这是是否存在真实的同意呢?虽然谁也不能强迫我去坐火车旅行，但是如果我想坐火车，就必须遵守铁路局强加给我的条款与条件。我不能就车票的购买地点、价格、晚点的补偿等内容与之协商。

从格式合同的产生沿革来看,它生成于多年商业贸易惯例的积垫。它的出现使交易谈判的内容相对固定化，减少了一对一式谈判的风险和磨擦,降低了交易成本,其经济学上的效率与效益之双赢是不容低估的。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现代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已不再是平等关系，而是处于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当初平等地磋商、谈判、讨价还价已不复存在,个体的趋利性以及法律的漏洞使得拟定格式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可以自由地凭借其优势地位,任意掠夺对方的利益,而对方当事人却只能被动地接受伤害。主体间的经济实力造成的地位不平等，标志着古典契约公平正义天平的倾斜。

所谓的合理、适当的提示，是指格式合同的使用者应以合理、适当的方式将格式合同的全部条款内容提请对方注意，以便对方能了解其内容。《合同法》第39条规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按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即格式合同的使用人应以合理、适当的方式提请相对人注意格式合同的条款，以便对方能以合理的方式了解合同条款内容。

条款内容合理的原则是对格式合同条款进行衡量的一个弹性条款，一般是指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等。《合同法》第39条第一款规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该法12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订立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条款内容。也就是说，格式合同条款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而予相对人以不利益的，不应生合同法的效力。这与英国法的上述规定的主旨是一致的。

所谓根本违约原则是一种解释合同条款的重要原则，即如果一方当事人的违约行为触犯了合同的根本内容，并且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是基于他的要求而写入的，该免责条款应解释为对于“根本违约人”不具有保护力。[9]我国《合同法》第53条规定，若格式合同条款造成对方人身伤害、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或免除提供格式合同一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严格解释原则，又称不利解释原则，即如果某项条款存在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时，法院作出对格式合同使用者最不利的解释。“不利解释原则”起源于罗马法，早在古罗马法就存在“发生歧义时由要约者承担不利后果的原则。”我国《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由此可见，我国也采用了不利解释的原则。但是，应当指出，不利解释只有在格式合同条款含糊不清的情况下才有适用的余地。

许多国家的司法判例都承认，在格式合同的使用中，个别协商的条款优先于格式条款。这一原则有有着充足的理由：个别协商的条款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在具体案件中，常常表现为在格式合同的印刷文字中出现了手写文字，则手写体优先于打印体。

我国《合同法》第41条也规定了这一原则：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综上所述，格式合同以契约自由为理论基础而产生和发展，最后却变为了滥用自由权利的典范，引起了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广泛关注。各国对格式合同的态度也不是彻底否定的，而是对其不公平条款进行规制，通过立法手段，完善调整格式合同的法律法规，从而既发挥格式合同省时简便的优势，促进现代经济的发展，又对其进行必要和有效的法律控制，矫正格式合同关系中的不平衡，更好地保护在合同关系中居于不利地位的弱者，以保障交易公平，实现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