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承包合同纠纷代理词思维导图

湖南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原告XX公司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其与被告XX合同纠纷一案的诉讼代理人。现本人围绕原、被告之间内部承包合同的有效性，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上五种情形的共性是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合同法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首要是看其是否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如果没有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则一般不认定无效，除非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违反某强制性规定无效，合同才能被认定为无效，此即所谓“法不设责即豁免”。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认定的上述标准，即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体现了合同法的立法目的，不仅在法学理论上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首先、原被告的内部承包合同是双方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在平等自愿签订的合同，调整的是双方经营性利益分配关系，符合私法自治原则，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

其次、原被告的内部承包合同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某强制性规定无效的情形

原被告的内部承包与非法转包等无效行为明显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承包人非法转包建设工程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而本案中原被告之间的关系与非法转包显著区别：首先，被告是隶属于原告的内部职工，符合企业内部承包的承包人条件，同时，原告将项目工程承包给被告后，并未丧失对该工程项目质量的掌控权，仍提供技术支持，对项目工程的质量、进度、安全等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因此原被告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企业内部承包的全部特征，与非法转包行为等行为显著区别。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原告不具备相应资质认定内部承包合同无效也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规定，承包人未取得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或者超越资质等级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该司法解释并不适用原被告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因为原被告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不是承包方与第三方签订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如转包、分包协议等，而是承包方在承揽工程后，根据自身需要，以一种责任制的形式将所承揽的工程交由内部的机构或职工来具体负责施工，是企业为提高生产效率，优先资源配置而采用的一种包干激励机制，实际承包人对外仍以承包人的名义开展经济活动，由承包人对外承担责任。故该司法解释显然不应视为对原告签订内部承包合同也应具备的资质作出了要求和限制，原被告签订的内部承包合同不因原告不具备相应的资质而当然无效。

二、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与建筑工程内部承包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不存在主从关系，前者无效不必然导致后者无效

1、认定合同无效一般应以合同当事人，与合同有利害关系的人及代表公共利益的主体请求为前提，因为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本案中，原告和省建XX公司并未请求法院对分包协议无效作出认定，被告也未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就分包协议的效力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故根据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不应对原告和省建XX公司的分包协议无效作出认定。

2、虽然法律规定法院对涉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合同可以进行主动干预，宣告其无效，但也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由于本案审理的是原被告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纠纷，而不是原告与省建XX公司因分包协议产生的纠纷，故法院审理的范围应仅限于原被告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至于原告与省建XX公司的分包协议无效的问题，则应另案处理，而不宜在本案中主动作出认定。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