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约过失责任的法规适用情况思维导图

这是时间上的要求，指从当事人双方业已具有某种缔约上的联系开始，即为了订立合同的目的而接触、磋商、展开一系列缔约活动并由此建立了一种信赖关系，直到合同有效成立时止的这一过程。有人认为缔约过失行为的发生时间止于合同成立，笔者以为，应将这一时间段延伸至合同生效。因为合同依法成立并不意味着该合同必然有效，其可能由于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相关要件而无效或者被撤销、变更，变更后的合同虽然有效，但其内容已经不是最初的意思表示内容，并可能因此对他方当事人造成了实际损害;还有一些附期限或者附条件生效的合同，其依法成立至生效这段时间，也不排除因当事人的过错行为使其最终无法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形;而违约责任的承担只能依据生效合同来确定。因此，按照缔约过失责任设立的初衷——将整个合同过程都置于法律的有效监控之下，当事人缔约起至合同生效前这段期间善意当事人的相关利益，都应由该制度来赋予法律的有效保护。

结合本案案情，从时间上分析，原告李红霞到跃华公司购车时，跃华公司的销售人员向其推销防盗器，李红霞亦有一定的购买意向，此时双方就进入了缔约过程之中，应该诚信地履行相关协助、告知、保护等先合同义务。

本案中，跃华公司应该对产品的性能状况以及可能影响买卖关系的相关事实向消费者进行必要和负责任的介绍和说明。案件中的“精刚”防盗器由其生产者威力公司就其质量向第三人保险公司投保了一年期的产品质量责任险，并将相关《保险凭证》随产品一起交付给消费者。然而，跃华公司的销售人员却告知原告购买了防盗器相当于购买了三年的盗抢险。防盗器产品质量责任险和车辆盗抢险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保险，车辆被盗后，前者的赔付条件需排除产品质量可靠和正常使用的情况，后者则只要不是当事人恶意致险，都可以获得赔付。不过，虽然从《保险凭证》上的有关内容可以看出该保险的性质是一种产品质量责任险，但是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消费者，可能无法清楚地区分两种保险，尤其是《保险凭证》上的描述包含了“汽车全车被盗抢或刹车系统被损坏以及被盗抢车辆的修复损失，经公安部门证明属实者，保险公司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的语句，再加之原告信赖销售者的专业知识和商业信誉，以及该产品高于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以上几种因素的结合，使原告充分相信了购买防盗器等于购买盗抢险这一协议构成了买卖合同的一部分且有效成立。可以认为，跃华公司的销售人员没有适当履行其应为的告知义务，即在事关合同的内容或影响合同成立生效的事项上未善尽必要的注意、告知、并提醒对方注意的义务。

同时，笔者认为跃华公司销售人员口头承诺的行为尚不足以认定为欺诈，一从其主观上看，销售人员并不具有欺诈的故意，其信口承诺的原因甚至可能是自身也未能清楚了解有关保险的性质;二从客观上看，其在交付防盗器的同时还交付了《保险凭证》，上面明确记载了保险的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判定跃华公司违反的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先合同的告知义务。

民事责任的承担一般以损害的存在为要件，缔约过失责任也不例外。如果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的结果没有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任何损失，比如对方当事人采取了合理的措施避免了实际损害的发生，那么就没有最终责任的承担。对于当事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害，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对信赖利益的损害，即对方当事人相信合同有效成立，或者按照其事先预知的内容有效成立，而合同结果未能成立、生效或被撤销、变更，使其蒙受的损失。当然，这种受法律保护的信赖利益，必须是一种基于善意、合理的信赖而产生的利益。

本案原告相信自己购买的防盗器含有三年的盗抢险，因此其在为其车辆购买保险时排除了盗抢险。这样就潜伏了一种可能性，如果其车辆被盗抢，且不是由于防盗器的质量问题，那么除非盗车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并赔付，原告的损失将得不到任何救济。结果，原告的车辆确实不幸被盗，第三人保险公司认定不是保险事故不予赔付;案件能否侦破无法确定，即使侦破，盗车人有无赔付能力也不能确定，总之希望渺茫。因此，原告的损失已经客观存在，而这种损失就是因为信赖盗抢险协议有效成立而导致的信赖利益损失。

从逻辑上讲，即当事人的有关信赖利益损失是由缔约过失行为所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对于本案情形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不妨用一种倒推的方式。原告的信赖利益损失在于车辆被盗而未能获赔，原因是其没有购买盗抢险，因为其相信购买防盗器已经含有三年盗抢险，这正是跃华公司销售人员没有恰当履行告知义务，即违反先合同义务的结果。可见，跃华公司的缔约过失行为，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原告未购买车辆盗抢险，间接后果则致使原告的车辆被盗后索赔不得，使其遭受了信赖利益损失。至此，四个构成要件已经得到满足，足以认定被告跃华公司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对以上几个要件，我们还可以从证明责任方面来理解，即诉讼过程中主张损害赔偿的当事人所需要证明的事项。我们也可以由此把握缔约过失责任同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区别。违约责任仅需要证明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有效成立的合同规定;而侵权责任一般要证明侵权行为、主观过错、损害结果、因果关系四个要件，例外是过错推定和严格责任的情况。由此可见，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和证明对象不同于二者，其举证责任一般要轻于侵权责任、重于违约责任。同时，缔约过失责任在司法中的实际适用过程，也就是对其构成要件一一对号入座的过程。

综上，本案的审判结果具有一定的社会导向性。目前社会上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负责任的推销行为，“卖了东西就不认账”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因此，对商家为推销产品而信口承诺的行为施以一定的约束和惩罚，可以规范市场交易行为，弘扬守法诚信经营的理念，并引导企业对员工加强管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同时，消费者也要提高警惕和维权意识，审慎对待自己的权益，在买东西时要对相关的说明详加注意，不要轻易相信商家的口头承诺。

成都高新区人民法院 张媛媛

[注释]

[1]耶林1861年发表《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时的损害赔偿》，创立该理论。文章指出，“契约因当事人一方的过失无效或不成立时，有过失的一方应就他方因信赖契约有效成立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因为“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围,进入到契约上的积极义务范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须善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的契约关系亦应包括在内,否则,契约交易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牺牲品!契约的缔约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碍而被排除时,则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因此,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非谓不发生任何效力。”引自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79页。

[2]雷继平：《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及在审判实践中的适用》，《人民司法》2006年第2期，第74页。

[3]栗胜华、崔华洁：《我国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之不足及其改造》，《皖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57页。

[4]许辉猛：《论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当代法学》2003年第8期，第135页。

[5]魏胜礼、匡爱民，《对我国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两点质疑》，《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3年第二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