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履行抗辩权与其他有何区别思维导图

先履行抗辩权与合同解除权都是对违约的救济(合同解除权还可因不可抗力的发生)，但二者也有明显区别。

第一，先履行抗辩权属一时的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仅阻却合同履行效力的发生，并不产生消灭合同的法律效果。当产生先履行抗辩权的原因消失后，当事人应当履行合同。合同解除，则消灭合同的履行效力。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当事人一方可以径直通知对方解除合同，当事人双方也可以以合意的方式解除合同。先履行抗辩权纯粹是单方行为，这种权利的行使，在符合法定条件时，依一方的意思已足，不必借助对方的行为和意思表示。

第二，先履行抗辩权的产生原因，是一方当事人先期违约，合同法定解除权的产生原因，是一方先期违约或发生不可抗力以至合同履行不必要或不可能，没有法定理由，当事人也可协商解除合同。先履行抗辩权属于负后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合同解除权如因违约发生，属被违约人(被违约人一般属后履行义务人)，如因不可抗力发生，则属直接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当事人。就违约而言，因违约导致合同履行不必要或不可能，则被违约人只能采用解除合同的救济方法，一方当事人违约，但合同履行尚有必要和可能，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中止履行合同义务，等待对方的履行。

第三，在两种权利可以选择行使的场合，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可以节约合同成本，保证当事人的履行利益。如依照经济合同法第26条的规定，一方届期未履行合同时，另一方有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事实上，对所有届期未履行的合同，不能都适用解除的方法，因为解除合同未必符合被违约人的最大利益，而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往往能使被违约人履约，最终实现合同目的。先履行抗辩权与合同解除权也可分两步行使，当行使先履行抗辩权后，对方仍未履行，可再行使合同解除权，并要求违约方承担财产责任。

先履行抗辩权易与同时履行抗辩权相混淆。在论述同时履行抗辩权时，有的学者在严格意义仁理解“同时履行”。严格意义上的“同时履行”，是指合同没有约定，法律也没有规定哪一方当事人应先履行合同义务时，双方当事人应当同时履行合同义务。多数学者在研究同时履行抗辩权时，所称同时履行，除包括严格意义上的同时履行之外，还包括一方先履行，一方后履行，但履行期均已届至的情况。对同时履行作扩一大解释的基础上产生的抗辩权，称为扩张意义上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在“扩张”的基础上研究同时履行抗辩权，受有关立法例的影响。《德国民法典》第320条〔契约不履行的抗辩〕中规定：因双务契约而负担债务者，在他方未为对待给付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但自己有先为给付的义务者，不在此限。《日本民法典》第533条〔同时履行抗辩权〕规定：双务契约当事人的一方，于相对人履行债务前，可以拒绝履行自己的债务。但是，相对人的债务不在清偿期时，不在此限。从上述规定看，同时履行抗辩权实际上可产生于两种情况：其一，双方当事人负同时履行义务，一方未为对待给付之前，另一方得拒绝履行自己的给付。其二，一方有先为给付的义务而未为给付之前，另一方得拒绝履行自己的给付。这两种情况都可以产生履行抗辩权，前者是最本质意义上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后者虽被学者纳入同时履行抗辩权的研究范围，但与同时履行抗辩的作用、适用规则、效果等已相去甚远。囿于德、日两国的规定研究同时履行抗辩权，对同时履行作扩张解释，则偏离了同时履行的本质意义，且概念模糊，使人难以把握要领。笔者的基本思路是将第二种情况，即一方先履行、一方后履行的抗辩在先履行抗辩的题目下研究，将同时履行抗辩权与先履行抗辩权相区分。

既然先履行抗辩权属于负在后履行义务一方享有的抗辩权，这就使其与不安抗辩权有了明显区别。不安抗辩权是负在先履行义务的一方享有的抗辩权，当预期的回报有不能实现的危险时，产生不安抗辩权。在行使不安抗辩权时，并不要求对方履行义务期限届至，而只要求行使不安抗辩权一方履行期届至。如果负在先履行义务的一方履行期末届至，不产生不安抗辩权，因履行期末届至，他只能暂停履行的准备，而无从停止履行。先履行抗辩权的产生和行使，须双方履行期均已届至，但必须一方履行期在前，一方履行期在后。在先一方未届履行期，另一方无权要求其履行，先履行抗辩权无产生的必要，在后履行的一方未届履行期，履行效力尚处于冻结状态，也无产生先履行抗辩权的基础。

不安抗辩权产生的实体条件是对方有不能为对待给付的危险，使自己的交换目的不能实现。在对方履行期届至以前，这种危险只是一种现实的危险，而不是一种现实。若等现实的危险转化为现实，则已无抗辩的机会和必要了。先履行抗辩权是对方的违约已成为现实。若在先履行的一方按合同的约定履行，则在后履行的一无从产生先履行抗辩权，如果其不依约履行，则构成违约行为。

创立先履行抗辩权的概念，则更加完善了履行抗辩制度。三种抗辩权同时存在，即负先履行义务者有不安抗辩权，负同时履行义务者有同时履行抗辩权，负后履行义务者有先履行抗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