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法中的合同履行地规则思维导图

按照通说理解，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正确、适当的完成合同中规定的双方应当承担的义务行为，合同的履行地点即为债务人履行债务和债权人接受履行的地方。

合同的实质内容，即是双方当事人就彼此的权利义务作出约定。一般而言，合同主要是双务的，一方负有给付义务时，另一方则会负有相应的对待给付义务作为对价。双方约定的义务内容不同，履行的方式也不同，履行地也可能相应的发生变化。

当事人为多数时，可以各自订立不同的履行地点。同一个合同的数个给付不必约定相同的履行地点，尤其是双务合同中的两个债务，可以有两个履行地点。比如在借款合同中，双方没有约定履行地时，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贷款人提供贷款应在借款人所在地履行，借款人偿还贷款人所在地履行。换句话说，民法中的合同履行地是与义务或债务的履行相联系的，一个合同关系中各项义务的履行地是相互独立的。

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像《合同法》那样，对确定管辖的履行地规定一般原则。司法解释中多只是对具体的合同做出大量细节的规定，显得没有简单的规律可寻。但一般而言在实务审判中，履行地的确定一般遵循“特征履行地”为主、结合“实际履行地”的判断原则。

1特征履行地

2实际履行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民诉法的合同履行地与实体法规范相差甚远，存在很大的脱节。

从功能上，现有民事诉讼法立法中，合同履行地还很狭隘，很大意义上只是一个纯粹的程序法的裁判概念，只是为了方便法院的管辖确定，而实体法的履行地规则是为了指导合同当事人准确履行债务，促进合同的履行，减少履行风险，防范纠纷的发生。

在具体的规则上，两者也存在着格格不入的内容。在民事实体法意义上，履行地是为合同项下义务履行服务的，与具体的义务紧密联系，同一合同中往往双方履行地是多样的。而在民诉法中履行地虽然和部分合同义务有关，但主要根据合同的实体性质判断，且一个合同的履行地一般是固定的。

《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只有十五种，民诉法司法解释确定的也很有限。这些有名合同只是对市场经济交易中比较普遍的几种合同行为进行的总结和规范。然而社会现实生活里，合同交易行为种类繁多，交易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无名合同，无法将其纳入有名合同进行规范。而在私法领域，只要不触犯禁止性规范，这些合同即被允许。

如何确定无名合同的管辖，现有民诉法的合同履行地规则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因为这些无名合同很难合理的抽象出特征义务，性质也难以准确把握，比如甲约定在一周内为乙定做一批服装，对价是乙为其儿子做两周的课程辅导。这里面哪一个义务算是最能反映合同性质的呢?恐怕特征履行地的规则在这里就解决不了问题。

以现有方式，特征履行地的确定需要法官首先对合同的实体内容进行审查，确定双方约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合同的性质，找出最能体现合同特征的义务，进而确定管辖。有时合同的名称和实质类型不相符时，立案法官还必须通过仔细的辨别，来揭开合同的本来面纱。

这种“实体分析”的方式难以把握，极可能造成同一份合同在不同法官手上得到截然不同的认定，在管辖权异议中容易产生分歧。

合同双方缔约时，是在平等地位上约定权利义务的，双方互负的义务应该是平等的，买卖合同中，一方负交货义务，另一方负支付金钱的义务。这两种义务在合同的履行中都是至关重要而且是同等重要的，不能说交付货物就比支付金钱更具特征性，否则就人为地打破了民事行为中的平等原则。

特征履行地的原则仅仅根据一方的特征义务履行地确定管辖，忽视了另一方的合同义务，这对另一方无疑是不公平的，它剥夺了其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而且这种管辖原则会使恶意履行人在诉讼上有机可乘，如果他在缔约之前故意约定特征义务在特定地点履行，而该地管辖法院与自已有特殊关系，那么无论后期出现什么债务纠纷，都必须受该法院管辖，这对另一方来说有失公平。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民诉法理论上来讲，立案程序只需要对起诉进行形式审查即可，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如何等实体内容应该由审判法官来判定，如果在管辖权程序中就必须对实体内容全面审查，这实质上就使得纠纷争议的判定在管辖程序中就基本完成，后期的庭审阶段就会被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