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同喝酒引发损害的侵权法律责任思维导图

2004年9月19日晚，江苏某县农民甲应乙夫妻之邀到其家中吃饭，乙夫妻同时还邀请了丙等七人与甲一起同桌吃饭，席间甲和丙等饮了酒。酒宴结束后，甲独自开摩托车回家，途中与前方同方向正常行驶的丁骑的自行车追尾相撞，事故致丁和甲两人受伤，甲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该事故经公安部门认定，甲负全部责任。后甲的亲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宴请的主人乙夫妻和同桌吃饭的丙等七人赔偿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法院以被告没有尽到劝阻的注意义务为由，判决被告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法律的目的在于通过设定权利义务来保护合法权益，但是民法上的权益包罗万象、纷繁复杂，民法条文不可能对所有的权利义务都作出规定，因此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通常是针对民事权利中的绝对权而设定的义务。对于需要设定义务加以保护的合法利益，在法律没有规定而当事人在特定环境中需要注意的义务，也是行为人在进行行为时应当遵循的义务，对这种义务的违反也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1]注意义务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行为人应采取合理的注意而避免给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义务，它本质上是一种过失责任。牛津大学出版的法律字典对注意义务这样解释：“一种为了避免造成损害而加以合理注意的法定责任。在侵权法中，行为人无需因疏忽而承担责任，除非其造成损害的行为或疏忽违反了应对原告承担的注意义务。如果一个人能够合理地预见到其行为可能对其他人造成人身上的伤害或财产上的损害，那么，在多数情况下他应对可能受其影响的人负有注意义务。”[2]设立注意义务的目的是赋予法官对一些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侵权领域，根据普通人的认识和判断，认定行为人是否尽到了不使他人人身和财产受损害的注意责任，对违反注意义务的侵权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从而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并通过注意义务的法律认可，促使人们在行为时注意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提高行为的安全性，减少损害事故的发生。

关于注意义务的判定标准，国外民法通常确定三种不同的标准：即普通人的注意、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善良管理人的注意。[3]英美法国家崇尚个人的自由与自治，不鼓励人们无因管理他人的事物，即使是善意行为，如果未经他人许可，也可能构成侵权，所以这些国家对注意义务的要求相对宽松，主要采“合理注意”原则，即行为人在履行其注意义务时，只要尽到了合理人的普通注意义务就算是没有过失或者疏忽。只有对通常注意下可预见的危险，行为人有疏忽未预见，或者未采取合理措施，未尽到合理的注意时，才负有责任。并且在具体个案中更多地考虑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将政策因素置于首要地位。[4]政策性因素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带有法官个人很强的主观色彩，对当事人来说具有不可预测性，于是欧洲侵权法学者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指出普通法中的政策考量具有变幻莫测的特征，我国也有学者对这种以公共政策理论左右抽象注意义务的判断方法的私法上的正当性价值提出质疑。[5]而大陆法国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利益、公共利益，对注意义务的判定标准也相对严格，如法国最高法院认为，在欠缺法定作为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是否对他人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应根据善良家父(bonus pater familias)的判断标准加以确立，如果被告在一个善良家父会积极作为时却没有作为，即表明被告有过错，在符合其它责任构成的条件下即应承担过错侵权责任。[6]而在德国法上，使用的是“交易上必要之注意”、“一般注意安全义务”的概念，创设注意义务一般条款，行为人只要客观上违反了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即构成过失，而不论行为人是否能预见其行为的后果。

从因果关系角度进行分析，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必须是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有原因和结果的客观联系，但侵权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并不强调必然的因果关系，而是遵循相当因果关系，即依照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普通人的智力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事实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相当概然性的因果关系。我国台湾法院在一项判决中阐述道，惟所谓相当因果关系，系行为人之行为所造成的客观存在事实，为观察的基础，并就此客观存在事实，依吾人智识经验判断，通常均有发生同样损害结果之可能者，该行为人之行为与损害之间，即有因果关系。[8]杨立新教授在评述相当因果关系时说，它不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去追求客观的、本质的必然联系，而是要求法官依一般社会见解，按照当时社会所达到的知识和经验，只要一般人认为在同样情况下有发生同样结果的可能性即可。[9]笔者认为，英美法对一般意义范围内的注意义务采取通常人的合理注意标准，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在共同喝酒活动中，虽然行为人的行为与邻人喝酒引发的损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行为人履行了注意义务，邻人因此不喝酒，损害仍然有可能发生;但是一般人都会知道通常情况下喝酒后引发事故的可能性要明显增加，行为人如果履行了劝告的注意义务，邻人就有可能不饮酒或少饮酒，事故的可能性要明显降低。所以，共同喝酒中行为人未履行劝告注意义务的不作为行为，与邻人喝酒引发的损害事实之间还是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的，按照侵权行为法理论，成立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要件。

从法理角度而言，共同喝酒行为中的注意义务也是有依据的。首先，根据利益衡量原理，法官在审理具体案件时面对的是互相冲突的利益，法官的任务是在各种发生冲突的利益当中谋求平衡，进行利益评价，按照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现有社会所认同的基本价值及社会需要，对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价值进行评判、取舍和选择，确定各种利益的价值位序与相对重要性，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利益加以确认，从而立足于社会需求作出符合基本正义的衡平。各种利益的价值位序既有相对性，也有绝对性。美国法理学家E·博登海默指出，尽管人的确不可能凭据哲学方法对那些应当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利益做出一种普遍有效的权威性的位序安排，但是对所有利益的质的评价还是行得通的，例如，生命的利益是保护其他利益(尤其是所有的个人利益)的正当前提条件，因此它就应当被宣称为高于财产方面的利益，健康方面的利益似乎在位序上要比享乐或娱乐的利益高。[10]所以，按照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和公共政策，生命健康权是人的最重要的权利，应当在价值位序上高于其他利益，法官在判断时应当首要考虑保护公民的生命利益。此外，财产利益也是人的重要利益，是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合法的财产利益价值位序也应高于一些非人类发展所必要的行为利益。在共同喝酒行为中，冲突的利益是邻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利益和行为人的喝酒行为自由利益，对这一对利益进行衡量的结果是倾向保护邻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利益，因为该行为自由利益并非绝对的利益，更多的是带有享受性质的利益，在价值位序上显然要低。对喝酒行为自由利益进行适当的限制，并不对这一利益造成根本性的抑制，而是促使行为人在喝酒行为时善意地注意不要使他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利益受到损害，从而使共同喝酒行为处于安全的理性的状态下，更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

共同喝酒行为中的注意义务责任基础确定以后，在实践中如何分配这项责任，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

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有多大权利就应当承担多大义务，这是一项亘古不移的法理。尽管共同喝酒行为人负有注意义务，其不履行注意义务与他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但这种注意义务和相当因果关系都是有限的。在共同喝酒行为中，行为人对他人没有强迫其不饮酒的权利，最多只有提醒、劝告的权利，正如西欧中世纪政治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在其实在法人法思想中指出，任何私人都无权强迫别人过正当的生活，他只能提出劝告，但如果这一劝告不被接受，他也没有权力强迫。[13]而劝告的权利是微弱的，这种权利不具有强制力，当这种权利无法得到时也难以通过诉讼等途径实现，所以与这一微弱的权利相对应的是，义务和责任也应当居于次要位置。

当然这种次要责任是基于通常的共同喝酒中行为人过失的心理状态，如果行为人故意使用强迫饮酒的方法伤害他人身体，或使他人醉酒发生损害事故，或唆使未成年人喝酒引发损害的，则属于故意的侵权行为，应承担主要责任或完全责任。

二是共同喝酒行为人仅对通常情况下普通人能够预见的损害后果承担责任。因为共同喝酒不属于具有特定契约关系的注意范围，根据普通人的合理注意原理和相当因果关系原理，行为人只对一般意义上普通人能够预见的喝酒易引发的损害承担责任，如酒精中毒造成身体的伤害，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的损害，酒后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的损害等。而对普通人通常情况下不能预见的损害后果不负侵权的责任，如共同喝酒的其他人酒后犯罪、殴打他人，饮用假酒造成身体伤害，酒后自毁财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