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亡赔偿的立法选择（下）思维导图

包含着损害的不法性和损害的可把握性。对于死亡损害而言，我们讨论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他人死亡造成的损害，其不法性自不待言。而对于另一内容即损害的可把握性，实际是就具体表现为损害的可认识性和损害的可衡量性之上了。

如前所述，死亡损害对于死者，包括身体丧失的损害和生命丧失的损害两大类，其可赔偿性的探讨也只有深入其中才能认识。

对于身体丧失的财产损害的可赔偿性来说，无论是现行立法的规定或是理论界的认识均是不存在争议的，对于身体丧失造成的非财产损害的赔偿也不存在认识的分歧。只是对于非财产损害来说，理论上的认识还存在着将死者的非财产损失与死者生存亲属的非财产损失混为一谈的现象。因此，在非即时死亡的伤害案件中，可赔偿的非财产损害应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死者生前的非财产损害，另一部分是死者生存亲属的非财产损害;而在即时死亡的伤害案件中，可赔偿的非财产损害仅仅只有死者生存亲属的损害，这种情况下不存在死者的非财产损害了。

对于死亡损害的可赔偿性的争论，主要集中在生命丧失的损害的可赔偿性之上，具体而言，是集中在生命丧失造成的直接损害的可赔偿性之上，对于丧葬费和扶养费的可赔偿性争议不大。

对于生命丧失的直接财产损害的可赔偿性，通说是持否定态度的。其所持理由主要有:“生命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起点，不可替代与再生”，生命权具有“无法自行救济”的权利特性，因而“对私法自身救济方式的局限性要有清楚的认识”[1].

对于这种通说，笔者不敢苟同。我们认为，在生命权被侵害时，私法对生命权本体的救济是可能的。

第一，生命固然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和计算，但正如前文所述，生命丧失的损害却是可以估量和计算的。更何况，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受到损害都可以用金钱来赔偿，那么在人格权中居于最高地位的生命权受到损害为什么不能用金钱赔偿呢?如果不能杜绝侵犯生命权的行为发生，那么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进行赔偿难道比不赔更体现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吗?实际上生命之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应在死者或其家属可请求之赔偿金额上。有人会说金钱赔偿在失去生命的受害者面前毫无作用，无法挽回失去的生命，事实上也无法实现与生命的同价。其实这是对死亡赔偿金是赔偿受害人的生命的误解。

第二，有权利便有救济，生命权不应例外。只要生命丧失的损害事实发生，就应给予损害赔偿，不能因为受害人已经死亡而免除加害人的责任。受害人不能自己主张权利不成为其没有权利的理由，权利的存在和权利的行使是两回事，主体不存在只是影响权利的亲自行使，并不影响权利的存在。死亡赔偿金的请求权并非专属性的权利，是可以继承和让与的。

第三，将死亡赔偿金定位在是对生者的赔偿，在实践中难免遇到这样的困惑:死者没有近亲属，加害人是否需要赔偿?按照“无损害无赔偿”的原理，如果被害人死亡时无遗属，而死者由于死亡丧失了法律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资格，那么在这种情形下，侵权人的赔偿义务仅限于向垫付医疗救治费和丧葬费的支付人赔付实际发生的费用，这不正好印证了“撞了白撞”的民间说法?事实上，生活实践中已有为伤害致死的无遗属流浪汉维权的案例[2]，它起码说明了将死亡赔偿金定位在是对生者的赔偿是不严谨的。

第四，否定生命权损害本身的可赔偿性，可能导致轻重失衡的不公平现象。一方面会发生受害人死亡所获赔偿远低于受伤致死获得赔偿的失衡现象。受害人受伤致死时，被害人本身享有基于健康权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此时的赔偿请求权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相反，在更为严重的侵权行为导致受害人当即死亡时，反不认为被害人可以基于生命权而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且其继承人也不能继承赔偿请求权，何以见得生命至上?另一方面，在实务上因生命权被侵害法院所判的赔偿金常不及因重伤所判的赔偿额，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撞伤不如撞死”说法，在一些重大车祸案件中，加害人因企求赔偿金额较低而将遭其撞伤的被害人辗毙之情形，亦屡见不鲜。我们常说生命是神圣而无价的，生命之价值及受一般人重视的程度如何，无可否认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生命被侵害所得的赔偿金而推断之。在科技之程度及机动车辆普及率尚不及先进国家的我国，意外事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却毫不“逊色”，究其原因，法院对生命权受侵害所判的赔偿金过低使得一般人常有人命不值几分钱的感觉，不能不说是间接促成一些人轻视生命、不守法规，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事故频发。

第五，否定生命权本体的可赔偿性，最主要的论据是权利能力问题。因为如果承认死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而认为死亡赔偿金是赔偿死者的损害，而非生者的损害，乃无法合理解释其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法律规定的矛盾。其实，权利能力问题根本不是承认生命权救济的理论障碍，因为关于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始期及终期的规定，乃是法律的规定，而非自然的存在。法律既能特别对尚未出生之胎儿赋予权利能力的特别规定和适用，则对于生命权受侵害的死者，亦可特别加以规定，使死者本人对其生命权受侵害而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仍具有权利能力。更何况，法律的适用非纯为概念逻辑的推演，实则立法者的价值评断及对当事人间的利益衡量。衡量伤害致死法律关系中的死者与加害人之间的利益，优先考虑保护生命权及死者的利益是彰显现代社会对生命重视的必然之选。在我国现行法中，已有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以及为解决相互有继承关系的若干人同时死亡的继承问题而作的死亡推定等，说明为体现立法者的价值取向，在权利能力上作例外规定，技术上是可行的。

死亡赔偿金是对“死亡”本身的损害赔偿。提及对生命丧失的损害赔偿，难免使人认为死亡赔偿金对受害人“命价”的赔偿，进而想到“同命是否同价”的敏感话题，其实这个争议本身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无论是讲同命不同价还是同命同价，其前提都是建立在“命有价”之基础上。以金钱砝码衡量人命价值而对人命本身进行赔偿的做法，是人类历史上比较古旧的生命侵权责任承担方式[4].文明法制的今天，虽然各国民法都承认侵害生命权须负赔偿责任，但这不是对生命本身进行的所谓“命价赔偿”。因为作为人格权的生命权，其本身的非财产性质决定了其受侵害以后无法采取等价有偿的方式进行赔偿。侵权法对生命权的救济不是将生命、健康折算成金钱，然后补足，而是对因为死亡发生而产生的损害进行赔偿。财产权被害时固可发生财产损害及非财产损害，非财产权被害时亦同。生命权被侵害时亦会产生财产上的损害及非财产上的损害。

（一）非财产损害的赔偿

（二）财产损害的赔偿

近代法制关于伤害致死的赔偿主要形成了“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两种救济模式。“扶养丧失说”认为，由于受害人死亡导致其生前依法定扶养义务供给生活费的被扶养人因此丧失了生活的来源，这种损害应当由赔偿义务人加以赔偿。按照扶养丧失说，赔偿义务人赔偿的范围就是被扶养人在受害人生前从其收入中获得的或者有权获得的自己的扶养费的份额。至于因受害人的死亡而导致对受害人享有法定继承权的那些人从受害人处将来所继承财产减少的损失，则不在赔偿之列;“继承丧失说”认为，受害人倘若没有遭受侵害，在未来将不断地获得收入，而这些收入本来是可以作为受害人的财产为其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加害人的侵害行为导致受害人死亡，从而使得这些未来可以获得的收入完全丧失，以致受害人的法定继承人在将来所能够继承的财产也减少了。按照继承丧失说，赔偿义务人应当赔偿的是因受害人死亡而丧失的未来可得利益[10].因此，采“继承丧失说”的立法例往往在伤害致死赔偿项目上不再单独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表现为相互排斥的关系。

前文提及，我国法在伤害致死的赔偿项目上既有死亡赔偿金，也有被扶养人生活费。在《国家赔偿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等多部法律以及司法解释中，两者都是一种并存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维持说”论证这种并存关系的合理性，指出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虽然都是为了维护近亲属的一定物质生活水平，但功能有异，利益保护的层次和侧重点也不相同，可以实现二者并存”[11].这种认识确实是对传统的“扶养丧失说”和“继承丧失说”的极大超越，是我国人身损害赔偿理论的一个显著的发展。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这种观点在将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二者并存的理由上，还是有点勉强的。实际上，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各自独立而完全可以并存的两个赔偿项目。因为死亡赔偿金是对直接受害人的赔偿，赔偿的是“死亡”本身的损害，也就是死者的可得利益的损害;而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对间接受害人的赔偿，赔偿的是被扶养人的可得利益。两者的赔偿对象是不同的。

基于上述的讨论，可以将本文的基本观点归结为如下几点:

（1）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赔偿金，在立法条文的设计上，不应将两者可相互替代的规定在同一条文中;

（2）死亡赔偿金是对生命丧失的损害进行的赔偿，它与死亡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是两种不同的赔偿项目，不能相互替代;

（3）死亡赔偿金与被扶养人的生活费是两种不同的赔偿项目，它们各自的赔偿的对象是不同的，不能相互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