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范围探析思维导图

受害人身体受伤害未死亡或未立即死亡，第三人会因抢救、治疗第一受害人等而发生财产损失。例如甲驾车不慎撞伤乙，丙送乙去医院救治，支出医药费5000元。第三人（丙）对加害人（甲）得主张何种权利？被害人（乙）对于加害人（甲）之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因第三人支出医药费而受影响？第三人（丙）对被害人（乙）得主张何种权利？我国法律缺乏明确的规定。

本文分别对两种情形下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进行分析

1.一般第三人支出医药费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2.法定义务人为被害人支出医药费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国外有关国家和地区对此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德国民法典》第845条规定：“在侵害致死、侵害身体或者健康以及在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根据对第三人在家务或者经营中负有给付义务的劳务时，损害赔偿义务人应向第三人支付金钱定期金作为对失去的劳务的赔偿。”《荷兰民法典》第107条也规定，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其个人或集体雇佣合同，雇主对受害人在生病或残疾期间有义务不间断地支付劳动报酬，如果受害人失去劳动能力是由于他人负有责任的事件造成的，雇主有权对该他人请求他已支付的劳动报酬，但是不超过该他人在雇主没有义务继续支付劳动报酬情形下应当赔偿的数额，也不少于负有责任的人有义务赔偿给受害人的相同数额。[1]可见雇主在不能实现对受害人的劳务债权的情况下，其所受的损失是他支付给受害人的劳务报酬，是直接的经济损失，而不包括他获得该劳务情况下应得的利益。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可见我国司法解释规定的第三人因与其有劳务关系的受害人的人身伤害向侵权赔偿义务人主张赔偿的权利仅仅是一种追偿权，而不是一种独立的赔偿请求权。

那么追偿当中是否包括自己因失去受害人劳务所遭受的损失也并不明确，按理他因失去雇员劳务受到的损失包括在他赔偿给雇员的损失之内并可一并向侵权行为赔偿义务人追偿的。对此在我国侵权行为立法中也应予以明确规定，对于在家务或生产经营中因失去受害人的劳务而遭受的直接损失，这是符合常理，也是加害人可以预见到的，第三人有权向侵权赔偿义务人请求赔偿。第三人依有关法律规定先行向受害人赔偿而受到的损失，有权向侵权赔偿义务人追偿。对第三人劳务损失的赔偿范围，如果侵权人对第三人的劳务损失有直接故意的，应赔偿其实际损失；如果没有直接故意，应当赔偿其直接损失。如为了阻止某位演员到A剧院演出，与该剧院有竞争关系的B剧院的人员将该演员打伤，至其住院不能按时去演出，A剧院只得将票退还给观众，损失重大。对此损失，A剧院对B剧院有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此项损失的可赔偿性原则上已为今天所有的法律制度所认可。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害赔偿，通说是指加害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或者侵害他人健康权致使其劳动能力丧失，造成受害人生前或丧失劳动能力以前抚养的人抚养来源的丧失，应依法向其赔偿必要的抚养费的侵权赔偿制度。在被抚养人生活费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是被抚养人。尽管加害人的侵权行为没有直接侵害被抚养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但是因该行为导致了被抚养人身份权中的被抚养请求权的破坏，因而成为该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与其相对应，该赔偿关系的义务主体，即加害人，应对其造成的抚养费损失承担赔偿义务。加害人与被抚养人之间形成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的赔偿的内容，就是被抚养人的生活费。

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为被抚养人的权利保障，提供了法律依据。

对死亡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在国外的立法和司法中是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中对此都有规定。

我国法律、判例和解释关于此问题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而基于与受害人的亲密关系，受害人的死亡对近亲属中的任何一个造成非财产损害，只要证明受害人的死亡造成了其严重精神损害。规定有配偶、父母、子女时其他近亲属就不能就其精神损害提起诉讼就不符合逻辑，不应该有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之分。我国近亲属的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胎儿。从各国做法分析，保护近亲属的请求权是由于其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存在至爱或亲密关系，而从亲属法来看，由于血缘和共同生活等关系，这些主体都与受害人有至爱和亲密关系，很难划分亲疏远近，都有可能因受害人的死亡遭受非财产损害。这一规定对请求权人较广的规定并不会导致加害人责任过重，因为可能成为请求权人并不必然提出请求，他们要主张权利还须符合损害事实存在等其他条件。

显然，对自然人人身权的侵害，如果造成了死亡的严重后果，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痛苦是勿庸置疑的，应给予物质上的抚慰。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为当事人请求救济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是我国民法制度的一大进步。那么，在受害人致残或遭受其他严重伤害时，如何对待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呢？受害人的身体健康受到侵犯，其近亲属都会不同程度承受精神上的压力与痛苦，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例如受害者高度残疾，容貌被毁、生活不能自理等，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程度有时会更甚于受害人本人的精神损害。这种损害加害人也是可以预见到的。联系1996年震惊国内的福建六龄女童子宫切除案（1998）闽民终字第19号判决以女童父母非直接受害人为由否认其精神损害之诉求，感触颇深，民法每一点滴进步，关系人民福祉，实在疏忽不得。

在这种情形下，法律如仍然漠视受害人近亲属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不能给予有效的救济，则有悖于民法的公平原则。也正是有鉴于此，国外不少立法和判例对此情形下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给予了有条件的支持。日本法律对此问题并无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已有突破性案例：10岁女孩的颜面有严重伤害后的后遗症，终审法院支持了其母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对于判例的这种动向，日本学界多数学者持欢迎态度，认为确实存在由于某人负重伤，一定范围的近亲属受到很大的打击，遭受到可以与直接受害人死亡时相类似的精痛苦的事实，这正是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本身的法益受到侵害，如果认为应该把这种损害置之不理的话，即使不论立法者的意识，也是非常有疑问的。[2]

通过上文对侵害健康权情形下受害人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事实的分析和比较法上的考察，本文认为，在是否赋予受害人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问题上，我国可吸收国外立法经验，作有限制的扩张。鉴于父母或配偶与本人之关系最为密切，基于此种密切关系所生之身份权益被侵害时，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最深，故应明定“不法侵害他人基于父母或配偶关系之身份法益而情节重大者”，始受保障。至于赋予受害人近亲属在此情形下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能会有权利被滥用之危险的担心。本文认为，法律的合理性与可能因权利滥用而造成的危害二者间相衡量，不能因后者而牺牲前者，否则会有因噎废食之嫌。而且，对于避免权利滥用之危险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完善立法技术和提高司法质量予以解决。

在侵害第一受害人的健康生命权时存在第三人的非财产性损害，即“第三人休克损害”。对与第三人休克损害赔偿请求权一般包括下列构成要件：

[1] 《荷兰侵权法》，张新宝译，载杨立新主编：《民商法前沿》（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