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损害浅析思维导图

本文认为，所谓精神损害，应是指民事主体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精神损害属非财产损害的一种。非财产损害，广义而言，是指不法侵害权利人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身份权和财产权等造成的非物质利益及人身利益上的损失。1从损害的表现形式来看，非财产损害可以分为外在的非财产损害和内在的非财产损害。前者指权利人的各种具体人身权益遭受侵害所表现出来的外在的客观损失，如名誉下降;后者指权利人的人身权利遭受不法侵害而造成原有正常心理、生理活动的反常、破坏或丧失，相对于受害人的内心感觉而言，可能是生理上的肉体痛苦，又可能是心理上的精神痛苦。外在的非财产损害的客体包括自然人的和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体的社会形态(即其进行社会活动中和其他主体发生联系时所发生的，在法律上表现为姓名、名称、荣誉、肖像等各种社会表现形式)。内在的非财产损害的客体仅指自然人的心理状态，即以人的精神活动为核心而构成的，它包括自然人的意志决定、表达的自由、思维合乎规律、情绪的安定、感情的稳定。上述损害亦即精神损害的表现形式。所以，精神损害的客体即精神利益就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形态，它是外在的;二是心理状态，它是内在的。两者都是一种肯定性评价。

在分析精神利益这一概念时，不少学者均把它和精神痛苦并列起来进行研究。如有的学者认为“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减损或丧失。”2本文认为，精神痛苦实质上也是精神利益丧失或减损的一种表现形式，两者在形式逻辑上是属种关系。上述观点将其并列言之，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客观上依精神损害的权利主体不同，可将精神损害分为精神产生痛苦和精神不产生痛苦两种类型。精神痛苦只适用于自然人，因为产生精神痛苦的生理基础是其他民事主体不可能具备的。精神痛苦是自然人精神上的快乐、满足、安全、平衡等遭到破坏、损害而引起与之相对立的不适感。精神痛苦产生于两个来源：一是对自然人物质性权利的侵害而间接引起其精神痛苦。这里的物质性权利包括自然人的物质性人格权(即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和自然人合法的财产权利。对于侵害公民的物质性人格权是否要承担精神损害民事责任，我国的《民法通则》并未作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往往通过给付安抚金的形式对精神损害给予赔偿。”3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侵害物质性人格权必然会导致受害人乃至其近亲属的精神痛苦。这一点也可由现代医学的研究中得到证明：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Holmes教授在其编制的“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SRRS)中，将每一事件按其应激(指人与环境交互作用导致个体察觉到不平衡时引起的状况)的严重程度规定了标准分值，称为生活变动单位(LCU—LIFE CHANGE UNITS)。他认为若LCU累计超过200单位，则近期发生身心疾病的机率就很高。与上述问题相关的又：配偶死亡(100LCU)、其他家庭成员死亡(63LCU)、外伤或疾病(53LCU)、家庭成员患病(44LCU)、好友死亡(37LCU)等项。4虽然每个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本文认为这一定量表对法学理论上抚慰金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在物质性人格权受侵害的情况下，受害人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往往要比其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侵害所受到的精神损害要大得多，对此如不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有违法律全面保护人身权的宗旨。对于侵犯自然人的财产权利是否会引起精神损害，我国《民法通则》未作出规定。综合各学者观点，较一致的意见是对心爱之物被损毁因而精神痛苦的，除财产损害赔偿的，可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因为其所损害的财产负载了较为厚重的情感价值，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势必造成财产所有人的精神痛苦。这一点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也得到了支持。5还有个别学者认为，侵害财产权行为中的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个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体的财物也会引起精神损害。6对此，本文也持肯定观点，因为该行为一般都会导致受害者社会形态的不良变化(例如名誉的下降)。

二是对自然人精神性权利的侵害而直接引起其精神痛苦。精神性权利包括自然人的身份权和精神性人格权。依通说，自然人精神性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信用权、隐私权、贞操权、人身自由权、婚姻自主权、一般人格权。身份权包括配偶权、亲权、亲属权、监护权、著作人身权。对于荣誉权属何种性质争议最大，一般认为应属于人格权。7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款只规定公民的四种人身权利受到侵害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是，侵犯其他的人身权也会引起精神损害，法律对此未作规定只是因为立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引起的，而不意味着不应予以保护。本文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在今后的立法中应扩大到全部人身权。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是法律发展所必需的。

引用法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