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理法院]: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裁判类型]:民事[审判程序]:一审[裁判时间]:2006年09月15日[裁判字号]:(2006)彭法民初字第285号[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情摘要]:原告刘玉友(别名刘友),男,生于1969年10月31日,汉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村民,住本县高谷镇共和村二组。 原告董延芝,女,生于1926年12月15日,汉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案例正文]: 原告刘玉友(别名刘友),男,生于1969年10月31日,汉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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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刘玉友、董延芝与刘玉凡等土地征用补偿费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思维导图模板大纲
被告刘玉凡,男,生于1957年12月30日,汉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村民,住址同上。
被告王天珍,女,生于1964年6月25日,汉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村民,住址同上。
被告刘顺宝,男,生于1984年4月27日,汉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村民,住址同上。
被告刘保学,男,生于1986年5月9日,汉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村民,住址同上。
被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高谷镇共和村二组。
代表人董晓林,该组组长。
第三人刘玉清,女,生于1964年2月12日,汉族,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村民,住本县高谷镇大清村二组。
原告刘玉友、董延芝与被告刘玉凡、王天珍、刘顺宝、刘保学、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高谷镇共和村二组(下称共和村二组)、第三人刘玉清土地征用补偿费纠纷一案,本院于2006年5月1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次月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在审理中,查明本案可能漏列当事人,遂依法追加王天珍、刘顺宝、刘保学为本案被告,依法通知刘玉清为本案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因此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由审判员李江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龙小平、赵亚雪组成合议庭,共同负责对案件的审判,于2006年7月4日、9月11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第三人刘玉清,到庭参加诉讼;原告董延芝经本院传票传唤,仅参加了7月4日的庭审,9月11日的庭审则无正当理由而未参加;被告王天珍、刘保学、共和村二组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被告刘顺宝下落不明,经本院公告送达期满后,仍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玉友、董延芝诉称,原告刘玉友与被告刘玉凡系同胞兄弟。1983年8月,被告刘玉凡结婚。次年4月,被告刘玉凡夫妇与原告刘玉友及父母分家另过。在分家时,对家庭承包的小地名为“三尖角”的责任地,为兄弟二人指定了各自耕种的范围,持续耕种到2005年。同年11月,因修建渝湘高速公路而临时征用了原、被告承包的“三尖角”的承包地,面积为356平方米,总补偿款为3515.59元,惜为被告刘玉凡据为己有。故,具状诉请,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复耕费、青苗补偿费2785.47元,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刘玉凡辩称,其一,其与原告已分家多年,各自承包的土地均填入各自的承包经营合同证中,且各自耕种自己的承包地,从无界争;其二,高速公路征地时,均是以承包经营合同证上记明的承包人确定征地补偿主体,原、被告也由此各自获得了相应的补偿款。故,原告的诉请理由不能成立,其请求理当驳回。
被告王天珍、刘顺宝、刘保学、共和村二组既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有答辩意见。
第三人刘玉清述称,其出嫁前,在原籍承包了承包地;出嫁后,其承包经营的土地被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分而耕种,虽其承包地填入以原告刘玉友为户主的农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证上,但,对于本案争讼的土地补偿费,其应分得相应的数额,但对于同在讼争地“三尖角”的以原告刘玉友为户主的被征地块的土地补偿费,在本案中则不请求分割。
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第三人刘玉清系同胞兄弟妹,原告董延芝系三人之母,被告刘玉凡、王天珍系夫妻关系,被告刘顺宝系被告刘玉凡长子,被告刘保学则为其次子。第一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第三人刘玉清三人均未结婚,其父刘新田当时也健在,由此全家5人(刘新田、董延芝、刘玉凡、刘玉友、刘玉清)以家庭承包方式向组里承包了相应的土地。此后,被告刘玉凡与被告王天珍结婚,按当时的政策,在前述5人承包的耕地面积的基础上,给被告王天珍补足了一定面积的耕地。1984年,被告刘玉凡夫妇与父、母、弟、妹分家居住。其后,第三人刘玉清出嫁,并将户口从原籍迁入其夫冉启学的住所地,尔后,分别于1986年4月1日、1991年12月15日在现住所地(本县高谷镇大清村二组)生育两女,取名冉树林、冉树芳,但其承包地未退回组里。其间,对全家的承包地进行了分配,即以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两兄弟的名义分地,据此,被告刘玉凡夫妇为一家,以被告刘玉凡为户主,分得一定份额的土地,原告刘玉友则与父母及妹刘玉清为一家,也分得相应份额的承包地。此后,双方各自相安耕种所分得的耕地。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分别作为承包户主,仍按前述分家时分得的土地范围与所在地的村民小组??被告共和村二组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其中,以原告刘玉友为户主的承包经营合同证上列明的耕地,包括了其父母??刘新田、董延芝,及原告刘玉友与第三人刘玉清四人的承包地,因第三人刘玉清出嫁并迁走了户口,故,该承包经营合同证上记明的承包耕地的人数与现有人口均为3人,即包括刘新田、刘玉友、董延芝三人,后因刘新田去世,彭水县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农户登记核定清册上载明的现有人口即因此变更为2人,现有劳动力变更为1人,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则记明为刘玉友、董延芝;而以被告刘玉凡为户主的承包经营合同证上记明的耕地承包人为2人,即为被告刘玉凡、王天珍夫妇二人,另记明现有人口4人,即包括被告刘玉凡、王天珍、刘顺宝、刘保学四人,彭水县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农户登记核定清册也载明现有人口为4人,现有劳动力4人,承包方土地承包经营权共有人也记明为前述4人。
再查明,本案讼争的小地名为“三尖角”的承包地包括多块耕地,主要含小地名为“茶林”、“屋基”等地块,对此数地块,在高速路征地前,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两家一直各自按分家时确定的地块耕种,相安无事,且均载明于各自持有的农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证上,只是记明的面积不同,其中,承包户主为刘玉友的合同证上载明“三尖角”的承包地面积为0.2亩,户主为刘玉凡的合同证上载明“三尖角”的承包地面积为0.1亩。对此面积,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均当庭陈述,位于“三尖角”的承包地由于地块较多,且多为坡地,在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承包地未经丈量,故,实际面积远大于经营承包合同证上的登记面积。2005年,渝湘高速公路征地时,分别征用了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两家在“三尖角”的部分承包地,其中,征用前者家的耕地面积为556.88平方米,获复垦费2784.40元,土地补偿费2079.84元,青苗(零星树木)补偿费840元,计5704.24元,该款由原告刘玉友签领;征用后者家的耕地面积为356平方米,获复垦费1780元,土地补偿费1329.59元,青苗(零星树木)补偿费406元,计3515.59元,由被告刘保学签领,此即本案二原告刘玉友、董延芝诉请的标的额。为查明原告诉请的理由,合议庭专此问及原告刘玉友,其先后作出了两种不同的陈述:其一、前述承包户主记明为被告刘玉凡的356平方米的征地面积中,有一部分是户主为原告刘玉友的农户的承包地面积,余剩的面积方为被告刘玉凡一家的,但由于高速路修建破坏了原地貌,现无从验看原始的耕地界址,且对于其中有多少面积为原告刘玉友家承包的耕地面积,现无证据证明;其二,本案争议之地虽登记在以被告刘玉凡为户主的承包经营合同证上,但由于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承包地系由家中的五个家庭成员(刘新田、董延芝、刘玉凡、刘玉清、刘玉友)承包所得,故,争议之地的土地补偿费理应由五人均享。在本案的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刘玉友称其诉求所及的范围包括其与被告刘玉凡所分别领取的登记在以二人为户主的承包经营合同证上的“三尖角”的征地补偿费之和??9219.83元(5704.24元+3515.59元=9219.83元),并应由前述五人均分;而原告董延芝则认为其请求所及的范围仅及于本案讼争的356平方米的征地补偿费。但在最后一次庭审中,原告刘玉友则否定前述陈述,认为本案争议之地的补偿费应由四人??董延芝、刘玉凡、刘玉清、刘玉友均分,第三人刘玉清也如此认为,同时,第三人刘玉清对原告刘玉友领取的土地补偿款,在本案中不请求解决。另,原告刘玉友并认为,其所领取的前述登记在以其为户主的承包经营合同证上的“三尖角”的征地补偿费,若被告对此诉请,方可用作分割,但当由前述四人分割。被告刘玉凡则表示应以承包经营合同证为据确定征地补偿费的权利主体,征了谁的地,相应的补偿费即应属谁,故,在本案中,对原告刘玉友领取的征地补偿款不要求分割。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均称在本案争议的“三尖角”处,第三人刘玉清未分得承包地。
还查明,至今,原告刘玉友仍与其母原告董延芝同室居住。且未登记结婚,仅与一女人(名周天会,别名周会,原住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回龙村1组)同居。为确保本案当事人的完整,专此通知周会到庭,周称其与刘玉友同居时,其带来了长女张雪(生于1994年12月26日),并于2005年5月5日生肓次女周梦莹,周会称其养育的前述两女均是其与夫张应雄(重庆市涪陵区人)所生育。但周会明确表明,其与二女均不愿意作为本案当事人参加诉讼,如果其三人在本案中有法律上规定的实体权利,也自愿放弃。对此,原告刘玉友也作出与周会相同的表述。
另查明,庭审中,合议庭问及原、被告,征用前各自在“三尖角”的承包地中的种植物,双方对此的回答与渝湘高速公路彭武段临时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花名册所记明的征地时各自承包的耕地里所种植的零星树木基本相符,不相符的仅是原告刘玉友陈述其被征的同在“三尖角”的承包地中植有青麻,而前述土地补偿花名册却无此记载,且该花名册对两家承包地中的零星树木的名称、数量、补偿款金额等均作了详尽的记载,2005年11月23日,本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对此予以公示,此后,双方也据此各自签领了补偿款。原告刘玉友、被告刘玉凡、第三人刘玉清在庭审中均一致陈述,征地时是按承包地登记在谁的承包经营合同证上,则将丈量后的征地面积分别记入承包户主名下。
上述事实,有到庭当事人的陈述,有证人胡孔文、王道奎的证言,有农用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证,有渝湘高速公路C15段临时用地复垦费支付花名册,有渝湘高速公路彭武段临时征收集体土地补偿花名册,有彭水县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及农户登记核定清册,有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彭武高速公路C15合同段建设临时使用高谷镇共和村二组集体土地的公示,有渝湘高速公路彭武段临时征收集体土地补偿公示表等证据在卷,足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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