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元元之死五大追问<br />思维导图

昨天，家属坚持认为，在杨元元死亡事件上，杨元元自身要承担主要责任，但比赔偿更重要的是来自校方的道歉。目前，杨元元家属向学校提出35万元的赔偿。

昨天，杨元元舅舅告诉早报记者，他们和上海海事大学相关人员再次协商，家属提出两点要求，第一要尽快在今天将杨元元的遗体火化，让她入土为安；第二，一定要姓高的宿管员前来向杨母道歉。

杨元元为何自杀？

“遭受了一连串的挫折”

杨元元的弟弟杨平平（化名）昨日透露，11月25日晚，就在杨元元自杀前的一个晚上，姐弟俩曾互通短信，短信中说起母亲的住处问题。不过那个夜晚，杨平平并未觉察出姐姐的精神状况异常。“26日在紧张准备毕业论文的我，接到我表妹的电话才得知这个噩耗，我母亲都不愿告诉我。”杨平平在网上发帖时这么说。

据弟弟杨平平描述，杨元元在本科所学非法学相关专业，但通过努力考上了海商法专业。在入学之初，她心态积极，认为自己还是挺有用的，所以以后要更用功。但此后，姐姐向校方提出为母亲安排住宿以及寻找工作的申请，始终未落到实处。

这让杨元元在入学后，第一次产生了挫折感。而随后，杨元元向校方申请学校安排母亲住宿遭拒后，挫折感加深。

在杨平平看来，有一名高姓的宿管员表现出“冷漠态度”，给姐姐在信心上造成打击。

“11月21日，这名宿管员向母女俩发出‘通牒’，令杨母在次日8点30分前搬出寝室，”杨平平认为，“为人子女的，肯定心里会很难过。”

此外，杨平平认为，母女俩并未得到来自校方有力帮助，即便后来居住在校外的出租房内，由于生活设施的匮乏，母亲只能在水泥地面上铺着被子睡，这可能也让姐姐感到无助和无望。

对此，杨平平表示，在姐姐的死因上，有自然条件、校方工作方式、未能及时得到组织的帮助等因素，但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姐姐“性格好强，有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不愿意告诉别人”。

为何事发半月后发帖？

“学校善后态度太冷漠”

杨元元的弟弟杨平平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在读博士，他强调说，发帖者是杨元元表妹的朋友，目前在国外。

而这位表妹也是国内某知名高校的研究生。杨平平表示，在11月底和12月初，他们曾二度想发帖，“但都被我制止了”。

杨平平解释，考虑到姐姐的死是其个人原因，不想给校方增添麻烦，因此曾两度改变了发帖的打算。

但在姐姐轻生后，校方在善后工作中，反复“推卸责任”让家属感到“异常冷漠”，这使得他们无法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前一天采访中，校方称绝没有冷漠对待这对母女。

杨平平称，发帖有助于让大家了解事情真相。至于帖子内容与校方的表述存在出入，杨平平认为，这肯定会有差异，但对于事实本身的描述，他敢接受测谎仪的测试。

为何本科毕业7年却没积蓄租房？

“她工作一直漂泊不定”

杨平平说，姐姐的积蓄很少。杨元元自2002年9月毕业后，至2004年9月在武汉一家英语培训中心任教，此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1年。据其简历显示，此后的4年，杨元元的工作一直“漂泊不定”。

杨平平描述，杨元元从武汉大学毕业后在2005年至2009年那4年间，曾在报社担任过编辑，也做过衣帽等小商品生意，但基本上不赚也不赔。而“门面房较贵，所以屡次投资并不成功”。

有网友认为，2002年时，武汉的就业环境并不差。而根据杨元元家属所述，毕业时因拖欠武汉大学3970元学费，所以直至2007年才拿到学士学位证和毕业证。根据杨元元的工作经历，3970元为何花了5年时间才筹足？

杨平平认为，姐姐在当时曾认为，“两证”的用途不大，所以并不急于将钱归还给校方，而用于先解决食宿问题。

为何弟弟不承担抚养母亲的责任？

“姐弟经济上较为独立”

杨元元是否将积蓄用以支付弟弟的学费？身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在读博士的弟弟为何不承担抚养母亲的责任？

昨日，杨平平表示，自2004年9月本科毕业起，前往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此后仅在2006年向家中要过100元，而本科时的学费是申请了助学贷款，在2008年春节终于攒钱还掉了12500元的本科学费贷款。据了解，在杨平平大四时，杨元元刚好在武汉一培训中心任教，其间，杨平平也曾在帮忙代课教授化学和物理。

“刚来北京那会的确入不敷出，几乎连生存都成问题，”杨平平说，“但随后，通过校方的补贴，以及自己做家教和撰写书籍获得了一些生活费。”

按照杨平平的说法，在2006年至2007年间，杨平平还曾补贴给家中3000元，而这笔款项是其帮助友人写书所得。“2007年2月，他曾为姐姐购买了一台6850元的笔记本。姐姐一直在使用。在他眼中，母女俩的生活能维持‘最低水平’，但一家人的节俭成了习惯。”杨平平说。

杨平平认为，他和姐姐在经济上表现得都“较为独立”。“眼看明年就能毕业，生活就能好转，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杨平平在网上发帖述说丧失姐姐的悲痛。

学校的态度是否间接逼死杨元元？

“个人困难应寻求制度保障”

杨元元之死的帖子在网上发出后，也引起大家对海事大学的道德谴责，网友指责说，既然学校现在有很多空置宿舍，元元的申请也有情有理，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伸出一点点的援手，就可以救助一个困难的家庭，有啥理由不做呢？

对此，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俊表示，若是社会层面的事情，不要落到学校的原因。个人的困难，应寻求“制度”层面的保障，而不是落在“特例”。

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顾俊认为，这些“穷孩子”很不容易，但让学校来突破“制度”，学校做不到。杨元元的个案，让学校“为难”，而杨母的问题，属于社会层面，由此发生的问题不能落到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