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校未成年学生人身伤害案件学校过错的认定思维导图

虽然学校在一定条件下应对未成年学生伤害案件承担责任，但显然学校不能对学生在任何时间发生的伤害都要负责任，如放假在家，与父母外出游玩等等，学校仅对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发生的伤害承担责任。然而，具体如何准确界定学校应承担教育、管理、保护职责的时间界限，在实务中仍有许多争议。

有的学校规定严格的到校、离校时间，在实践中，对于在非正常作息时间内，如提前到校或放学后逗留学校，在校学生发生伤害的，学校应否承担责任存在很大争议。比如，有这样一个案例，某小学规定学生早上7：30分到校，值班老师也是7：30分到校，丁某与颜某7点左右到校后发生口角，颜某哭着叫来家长，颜的父亲和爷爷先后打了丁某，造成了伤害，后被7：30分到校的值班老师制止。法院认定小学没有过错，依法不承担责任。[3]还有一案例，天津市河西区某小学，班主任王某在中午放学后，让赵某(9岁)为其打开水，赵某打回开水上楼时，恰逢阎某在学校楼道的防盗门横梁上打秋千，阎某将赵某的水瓶砸碎并烫伤赵某的右腿。法院认定学校对于赵某、阎某在放学后仍有教育、管理、保护职责，应当承担责任。[4]上述两个案例均是未成年学生在非学校正常作息时间内受到伤害的案件，判决却截然相反。笔者认为，后一判决较为准确，前一判决有误。学生一旦入校，就要受到学校、教师的管理和保护，虽然规定了学生和教师的硬性到校时间，但并未禁止提前到校，学校也应预见到学生提前到校的可能性，考虑到学校作为教育管理未成年学生的场所的特殊性，所以学校也负有对提前到校学生的管理保护职责，一旦学生在校发生伤害的，让学校承担一定责任不算勉为其难。因此，学校有能力也有义务照管非正常作息时间在校的未成年学生。正如后一案例的审判人员所认为的，“虽然原告的损害结果发生在中午放学以后，但原告和被告尚未离开学校，还在学校的管理和控制之中，因而学校还应继续承担着管理学生的义务和责任。”[5]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可，“本案学校，在放学后对其控制区域内的正常秩序仍需严于管理，特别是在其服务对象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情况下，更加重了其管理，特别是对特定对象人身安全保护的责任。”对此问题，《办法》第13条第3项规定：“在放学、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对此条款应做这样的理解：学校对于在这样时间内在校的学生仍应承担教育、管理、保护职责，只有在其“行为并无不当”，即已经全面履行职责且没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以免予承担责任。

在实务中，教师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较容易判断。如教师上课行为、组织学生校外活动行为、带领学生进行体育活动行为、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行为等等，这些都是履行教育管理职责的行为。然而实践中，仍不乏一些特殊案例，在认定教师行为性质上产生疑问，如上述天津市河西区教师在下课后要学生打开水致伤一案中，教师的行为是否应认定为履行职务的行为，学校是否需要对此承担责任?在审理中即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否定意见认为，“只有在法人的内部成员所实施的侵权行为是基于法人的意志产生，受法人意志支配，或与法人的整体意志相联系的情况下，才表现为法人的过错。本案中，教师让原告为其打开水，完全是教师个人的意志和行为，不是工作中的职务行为，不能体现学校的意志，由此造成的损害不应由学校负责。”有肯定意见认为，“虽然法人的过错是团体意志的过错，本案中教师的行为并不能代表学校的意志，但是法人的过错更多的是表现为法人未履行其对社会和他人应尽的法定义务和注意义务，体现为法人未尽到对其成员的监督和管理职责。教师的过错行为与学校平时的日常管理不严密切相关，这是学校管理工作存在问题所致。”后来判决采用了否定说，由教师本人承担责任，并且判决中的这一观点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认同。[6]

一般来说，判断是否属于职务行为应采客观说，即在客观上足以认定是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台湾实务界采用此说，[7]大陆学者也多持此种观点。[8]王泽鉴先生认为，“所谓职务范围，应指一切与雇佣人所命执行之职务通常合理相关联的事项。此种事项，与雇佣人所委办事务，既具有内在之关联，雇佣人可得预见，事先可加防范。”[9]也就是说，在确定损害行为是否为职务行为时，不能仅以雇佣人的业务范围为限，与此业务范围有相当关联且能为雇佣人所预见，并能够通过一定方式加以防范的受雇人的损害行为，在权衡受害人利益的基础上，亦应以职务行为论，由该法人承担责任。有学者认为，判断是否执行职务的标准为：1、是否以法人名义;2、是否在外观上须足以被认为属于执行职务;3、是否依社会共同经验足以认为与法人职务有相当关联。[10]据此可见，教师的职务行为并不局限于相关的履行教学管理职责的行为，只要在外观上足以被认为属于职务行为，并且与其法定职责相关联的都应属于职务行为。

还有学生在校内自杀、自残导致伤亡的案件也值得注意。判断学生自杀或自残与教师有无关系取决于：学生自杀与教师的行为有无一定因果关系;教师的行为是否违法。同时，学校的有关人员在知道学生有自杀行为预兆时，有义务阻止自杀事件的发生，采取适当措施防止伤害的扩大，并有义务将该情况及时告知家长。如果学校未履行这些义务，即为有过错，应对学生的伤亡承担一定责任。如果学校已履行这些义务仍不能阻止后果发生的，学校不承担责任。再如，学生因为突发疾病致人身伤亡的，如果之前学校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并已采取相应救助措施，但仍不能阻止伤亡后果发生的，学校没有过错，不应该承担责任，而不能认为学生在学校内致伤就由学校担责。因此，对于非因学校直接原因导致的学生伤害案件，应综合分析各方面致害因素，客观合理地确定学校过错及其责任范围。

未成年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过程中的伤害案件已经成为学校的一个棘手问题，为了避免纠纷的发生，减轻自己的责任，有些学校要求学生家长在某些免除学校责任的“保证书”、“协议书”上签字，试图以此在以后发生的伤害案件中免责。如武汉某小学三年级学生组织春游，在此前一天，家长们被要求在一纸条上签字，纸条上写着：“外出春游，我保证做到以下几点：1、遵守纪律不乱跑;2、听老师的话;3、不安全的地方不去……”，最后，“如果我不遵守纪律发生事故，与学校老师无关。”[11]如果真的发生了伤害案件，学校真的可以免责吗?如果学校及教师并未尽到管理保护职责，自身存在过错的话，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首先，从主体上讲，该协议的一方当事人是未成年人，家长是以其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在协议上签字的，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之一就是要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益，那么结果可能是，要么家长不会在协议上签字，甚至不让子女参加春游，要么在协议上签字了，就不利于未成年学生人身保护，属于不当履行监护职责的行为，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在美国，法院一般也对类似的家长的书面同意不予认定。一则是因为其与保护未成年人的立法政策相违背，二则是因为未成年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而家长们也无权代理未成年人为此项处分。[12]所以，学校不得通过类似“协议”、“保证书”等来免除自己的责任，未尽到教育管理保护职责导致伤害发生的，即有过错，应当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