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立医院二次转折成败取决于政府补偿机制思维导图

回望改革的初衷，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令中国医院迎来第一个命运转折。彼时，“文革”动乱甫定，百端待举。卫生领域的问题是：一方面，医院赔本经营，越办越穷；另一方面，社会“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决策层逐渐淡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卫生事业“福利性”的定位，提出将其定性为“生产性”。

一转百转。此后，政府对医院“少给钱、给政策”，比如允许医院对药品加成一定比例“以药补医”、大型设备检查高于成本定价等，这无异于推动医院把经济压力转移给患者。

这是一剂猛药——它有效解决了当时医院效率低下、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也伏下了后来医院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的线索。

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医院普遍实行各种或明或暗的承包制，将医院收入和医师报酬挂钩，同时，若干能够带来效益的新鲜经验，诸如点名手术、特殊病房等，开始在医疗系统流传。

其副作用是，大处方、大检查等种种不合理创收行为逐渐泛滥，“看病难、看病贵”呼声强烈。

一些原本无奈执行政策的医院，在逐渐克服职业使命、自身责任等与生俱来的“心理障碍”后，开始品尝到这种制度设计的巨大利益。有的医院，特别是大医院不但扭亏为盈，甚至展开了“规模竞争”、“豪华竞赛”。

人们看到，医院圈地、盖楼、进设备，规模越来越大，床位越来越多，“超常规”、“快节奏”、“跨越式”等词汇成为医院院长的口头禅。

人们还看到，医院的病房建设开始追求“宾馆化”，一些特需病房的豪华令人瞠目结舌，甚至一些医院提出“30年不落后”的建筑目标。

有学者指出，这种“规模竞争”、“豪华竞赛”反映出医院逐利的真实动机，加剧了治理“看病难、看病贵”的难度。

有人评论说，在“发展”的旋律下，医疗，越来越像是一门生意，而且几乎是一门只有收益、没有风险的生意。它与住房、教育一道，成为许多人难以支付的“新三座大山”。

于是，有人开始追问医院的“发展”——发展为了什么？

2006年，中央高层作出回答，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200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载明，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这意味着，中国公立医院面临第二次命运转折。实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将是此次公立医院改革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