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医疗事故赔偿标准不足迈出的关键一步思维导图

我们之所以如此评价这个案件的判决，其背景在于《条例》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规定的赔偿标准存在强烈的反差。2001年4月4日出台的《条例》对于医疗过失造成的医疗事故损害，规定较低的赔偿标准，以对具有一定的福利性质的医疗机构进行保护。因此，其规定的各项损害赔偿标准多数较低。就像本案判决所说的那样，如果黄某的医疗事故损害案按照《条例》规定的标准，只能得到6万余元的赔偿。而2003年12月26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解释》规定了一般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确定的赔偿标准远远高于《条例》的规定，亦如本案，赔偿数额可以达到32万元。这样的强烈反差，是人人皆知的。其根本的问题在于，对于同样的人身损害，采用不同的赔偿标准，就会造成受害人的人格不平等，是对受害患者的人格歧视，无法平等保护受害患者的合法权益。

面对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这样的强烈反差，法院拘泥于《条例》是有效的行政法规，不能不执行，因此提出了所谓的“差别对待”的政策，这就是根据医疗事故鉴定，鉴定为医疗事故的，就直接适用《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如果不构成医疗事故，或者不申请而没有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而是直接以医疗侵权或者医疗过错起诉的案件，则直接适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进行赔偿。其后果显而易见，那就是，构成医疗事故的较重的患者损害，得到的是较低的赔偿，而在一般情况下损害没有那么严重的医疗过失或者医疗过错，则能够得到更多的赔偿。这样的不公平，在最近几年中的司法实践中，是一个铁定的规则。这种“严格执法”的结果，就是对受害患者的不平等保护。

我认为，医疗机构作为一个具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性质的机构，其因过失造成医疗事故，适当降低赔偿标准，是应该的，但不应当是《条例》规定的过低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对此，我专门调查了美国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情况。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早年进行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收到良好的效果，就是控制社会医疗成本，不使患者增加过大的医疗费用负担。加州医疗损害赔偿改革所限制的，并不是人身损害赔偿这一部分赔偿，而是限制精神损害赔偿部分，不使医疗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过快、过巨地提高。而人身损害赔偿是造成人身损害人人都应当得到的赔偿，对这一部分损害赔偿进行限制，是没有任何道理的。而我国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本来就很低，当然也可以进行适当限制，但限制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使受害患者及近亲属在人身损害赔偿上不能够得到与一般人的人身损害赔偿一样的赔偿，难道不是对患者的人格的歧视吗？这种规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是应当改正的。如果对此不加改正，受害患者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保障。

为什么要对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进行必要的限制呢？这是因为，医疗机构不仅具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性质，而且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费用负担都是来源于全体患者的医疗收费。我国的医疗机构是事业单位，基本上是自收自支，其赔偿费用只能来源于医疗收费。如果医疗机构造成医疗事故或者其他医疗过失使患者受到人身损害，负担过重的损害赔偿责任，那么，超过其负担能力的部分，必然要转嫁到全体患者身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医疗收费。美国的教训正是如此，医疗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不断攀高，就使医疗机构不断增加保险费，转而向患者大量收取医疗费用，最终结果是使大多数患者看不起病，受到更大的损害。我国的情况是，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本来就不高，精神损害赔偿标准也不算高，将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规定得远远低于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不正确的。

本案的判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的法律适用基础在于，对《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如果出现赔偿不足的情形时，法院适当采取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进行“适当调整”。

所谓“适当调整”政策的基础是“差别对待”政策。差别对待政策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在《条例》出台之后和《解释》出台之前出台的另一个司法解释，即《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其第1条规定：“条例实施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就是差别对待政策的根据。可以给最高人民法院辩解的是，这个差别对待规定出台时，《解释》还没有出台，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似乎责任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