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某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函思维导图

一、被告赵某某根据传闻，撰写严重失实的文章“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和被告《上海某某报》社未经核实而刊登该文，造成了不良后果，两被告的行为均已构成侵害徐某的名誉权。

二、陈保平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原告徐某亦表示不告，法院可不追加陈保平为被告。

三、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两被告对原告徐某因进行诉讼而支付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应酌予赔偿。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某某报社，地址：本市常熟路xx号。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某某报“文化透视”栏刊登了赵某某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以下简称“索价”）一文，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演唱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他始终没有改口。《北京晚报》、《报刊文搞》作了转载，《淄博日报》、《安徽大学报》、《文汇报》、《新观察》杂志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有的认为，这英雄用他的行为否定了他那英雄的形象，指责徐某“将战士们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向人民索价”；有的认为，搞现代化需要大力倡导商品经济观念，英雄付出了一定劳动，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

1988年1月中旬，徐某委托律师来沪调查，并与上海某某报社进行磋商未成，于同年1月26日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海某某报社、赵某某停止侵害、公开登报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要求赔偿损失。

法院查明：1987年9月上海《青年报》社筹办“上海青年金秋文艺晚会”，派该社读者服务部副主任周世明赴北京邀请徐某参加演出。同月中旬周世明在北京日坛宾馆找到徐某，说明来意，徐某表示：工作太忙，爱人临产，不愿来沪演出。两天后，周世明再三恳请徐某，徐某答应如无特殊情况，到时来沪演出。9月20日，周回沪前向徐某告辞时，提到金秋文艺晚会属营利性质，报社有经济收入，可给演员一定报酬。徐某表示：你们看着办吧，给多少都可以，我无所谓。周世明回沪后向部门领导陆其祥汇报，并告诉《青年报》社总编辑丁法章，称已请到徐某，估计徐某这档节目每演出一场需500元，包括伴舞在内约需七百元。

上海青年金秋文艺晚会于1987年10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体育馆举行，徐某与两位伴舞演出四场，整台共盈利20000元左右，徐某领得四场演出费21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903元，实得1197元。《青年报》社考虑徐某的身体本应请人护理，在沪演出期间生活由伴舞者照料，徐某经常自费请她们吃饭，故又以徐某的妻子陈燕的名义给徐某领取护理费400元，徐某合计得1597元。

1987年10月26日至28日，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等单位，举行市第四届青少年研究会，研讨“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问题”。会前几天，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干部陈小亚吃饭时听《青年报》社特稿部主任陈保平说：听报社里人讲，请徐某唱歌也是要钱的，而且价格不低。研讨会上陈小亚讲：据说徐某唱歌开价3000元，一分钱也不能少；并请陈保平到小组会上介绍徐某来沪演出拿报酬的情况。陈保平否认会上讲过“徐某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经向十四个与会者调查，有三人说陈保平讲过“徐某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有六人回忆陈保平讲报社同志去请徐某演出，谈到报酬问题，开始讲给徐某的价不到三千元，未成功，最后还是付了三千元。有五人说由于迟到或未参加小组会而不知情。但有七人证明：陈保平当时申明这事只是内部讨论，不宜外传和登报。

两被告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某某报》社称：已向作者作了调查核实，不存在“不尽核实之责”，且无侵害徐某名誉的过错，是鉴于对当今改革开放新观念的思考；要论责任也应追究消息之源《青年报》社。赵某某称，《索价》一文源于《青年报》社的陈保平，对“索价”消息是间接引述，而非直接表述，并是对“青少年问题研讨会”上透露的一条消息以及不同的讨论意见的如实记叙，意在探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观念，不存在对徐某名誉的侵害。

中院审委会讨论，对《上海某某报》社、赵某某构成侵害徐某名誉权无疑义。但对赔偿范围和数额有三种意见：一、徐某因名誉受到侵害，为进行诉讼的实际支出（包括个人、护理人员和律师），只要没有故意扩大损失，应全部由侵害人承担；二、徐某及护理人员来沪诉讼的费用应予赔偿，律师来沪费用非必需支出不予赔偿；三、除徐某及护理人员来沪诉讼的费用应予赔偿外，律师前来交诉状及法院通知律师来沪出庭的费用也应予以赔偿。审委会倾向第三种意见。

根据案件事实和原审判决，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