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离婚纠纷中财产分割问题的探讨 思维导图

(一)财产分割问题

《婚姻法》的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又作了相应的补充规定，规定了单独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个别案例。如2007年，我院审理一起郑某诉王某离婚案件，郑某外出4年打工，家中全靠王某苦苦支撑，郑某外出期间，从未向家庭尽过丝毫义务。而王某在家抚育子女，辛勤劳作，盖起了砖房，添置了大量农机具。郑某起诉时，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夫妻共同财产为由，要求分割这些财产，同时称自己在外无任何财产。

在现实的大多数农村离婚诉讼中，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和分别财产都没有约定。就郑某的离婚诉讼中，首先就确定了砖房及农机具因其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为夫妻共同财产，郑某有权分割。但这样一来，对于独自在家抚养子女的王某就显失公平，它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这一社会首要价值。同时，因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制度，法院不承担对婚姻关系一方当事人财产状况进行调查的责任。一般情况下，对于离家在外的一方收入不详，很难找出对方隐藏财产的证据。

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既有农村婚姻当事人的自身原因，也有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等外界因素，还有职能部门及相关法律制度的原因。

1、婚姻基础较差。在农村，大多数婚姻当事人婚前认识时间短，仓促结婚致使婚后夫妻间缺乏沟通交流，日常生活中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时，出现伤害对方的言行，导致暴力行为的发生。

2、男权思想严重。男权思想在农村仍普遍存在，生孩子要男孩，“丈夫打老婆天经地义”。受这种落后思想影响，女性反抗意识淡薄，对来自丈夫的暴力行为往往忍受。

3、经济收入不平衡是产生家庭暴力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在农村，男性是主要劳动力，无论是在家务农还是外出打工，所得收入都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经济收入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处于强势地位的成员在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弱势地位的成员往往在经济和生活上依赖他们，一旦发生矛盾，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通常会成为发泄对象。

4、司法机关对于一般家庭暴力大多作为自诉案件处理，采取“不告不理”的做法，或认为是夫妻间私事，不属于司法管辖范围，使受害者难以寻求有效保护，助长了事件的发生。

笔者认为，应根据《婚姻法》第四十条即：“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一规定。在按共同财产处分时，应根据公平原则，照顾承担绝大多数家庭义务的一方。另外，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单独在外取得的财产，如留守一方提出质疑，则不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因其在现实中一般会存在举证不能的情况。如确实存在取证困难或取证不能，就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即由另一方证明自己有或没有多少财产，以保障离婚时财产数量的真实可靠、宜于查询以及执行的可行性，进而改变现行举证制度下的种种不便。如坚持在外多年并无财产，则应根据民法中的相关规定，由留守一方行使补偿请求权，即要求对方对于自己不尽家庭义务的行为在物质上给予另一方一定补偿，其标准可参照当地劳动力年收入标准来确定。

司法部门要不定期的进行法律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农村，以案讲法，有针对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帮助，以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社会上广泛掀起对道德和品质的严格要求，因为婚姻家庭案件中除了靠法律来规范外，还要靠道德来约束，对需要给予一定法律伦理道德教育的当事人进行训诫、谴责等，以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从而唤醒人们的良知，达到启迪人、感化人的作用。

现行的刑事法律中，对于有关家庭暴力方面的犯罪诸如虐待、遗弃等多以“情节严重”为条件，而且在程序上多将其列为自诉案件，这势必会把相当一部分家庭暴力行为不当地排斥在刑事干预之外，在客观上使一些施暴者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针对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应快制订专门的《反家庭暴力法》，使制止家庭暴力有法可依，实体与程序并重，增强可操作性。并明确各种救助措施，为受害者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

对于取证难这一问题，应呼吁相关部门如村委会、妇联、派出所等部门，建立一套完整的投诉档案，记录下受害人每次求助。这样，一旦在诉讼中遇到以家庭暴力为由申请离婚，受害者即可举出一份充分、详实的证据，再据此请求赔偿。

(四)制定精神损害赔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