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离婚过错损害赔偿问题思维导图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没有明确规定赔偿是精神损害赔偿。从条文上看，一方违反家庭义务的行为导致离婚的，无“过错过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条规定比较含糊，没有说明过错方就什么权利要求赔偿。如果说该项请求权是被侵害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或是人身自由权，婚姻法对此类损害赔偿就没有进行规定的必要，原因就在于《民法通则》上早有规定。况且，如果是上述权利受损害而要求赔偿，也不需要“导致离婚”这一构成要件。在这个意义上，《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是针对精神损害赔偿而言的。

同时，纵观《婚姻法》的规定，如果因为有过错方的过错而导致对方的物质利益减少，则属于财产返还的范畴。如《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的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减少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说，因为过错方的行为导致受害方财产减少的，可以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得以解决。这是一个财产返还的问题，而非赔偿的问题。

如前文所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过错方只要有了“过错行为”，不问结果，受害方即可提请损害赔偿，而物质损害赔偿一般是以“损害结果”的实际存在为前提，离婚损害赔偿不问结果，就不存在物质损害赔偿的问题。

综上所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不是物质损害赔偿，而是典型的精神损害赔偿。

婚姻的成立，是夫妻相互拥有“对物权对人权”，即对物权与对人权的统一形态。具体地体现在，婚姻是男女双方互相以对方为物及人格的结合。发生这两种权利的基础是男女双方的自由意志。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夫妻之间具有了相互的配偶权、身份权、人身权等权利，若一方违反了夫妻间的义务，就构成了对对方的精神损害。

从医学角度分析，精神损害赔偿可以改变受害人所处的环境。虽然精神损害赔偿无法直接消除损害，但是，却可以通过人体外环境的改变，促进人体生物内环境向良好的方面发展，帮助离婚中的无过错方克服因配偶的过错行为而造成的消极心理影响，尽快恢复身体健康。

来自于配偶方面的侵害使受害方遭受的是精神上的伤害，并非是物质上的损害。这一定应当是《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立法本意。

精神损害赔偿表现的形式是人格物化的“功能克服模式”，即通过支付金钱或以物抵债的方式得以实现的。在司法实践中，过错一方对无过错一方的精神损害赔偿除支付金钱外，往往是以夫妻财产中自己的份额的一部或大部分甚至全部用于折价赔偿。因此，不能以此表面现象断言《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为物质损害赔偿，应当透过物化的现象，认识到损害赔偿的实质，准确把握立法原意。

1、填补损害。对于离婚过错损害赔偿的赔偿责任，按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对精神损害责任的规定，分为非财产责任和财产责任两种。无论是支付赔偿金还是通过判定非财产责任的形式实现损害赔偿，都是或以填补受害方的经济损失的形式抚慰受害方受到的精神损害或以非财产责任的形式抚慰受害方，其本质都属于损害赔偿。因此，离婚损害赔偿具有填补损害的功能。

2、精神抚慰。精神损害赔偿具有经济补偿和精神慰抚的双重功能。a、从经济上填补损害；b、慰抚受害方因合法性权益遭受到损害产生的心理痛苦。精神损害赔偿的功能更为主要的是慰抚受害方因精神损害所产生的痛苦、失望、怨恨与不满。由过错方给付抚慰金，使之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平息怨恨、报复的感情。

3、制裁、预防违法行为。通过责令过错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使过错方不仅未因其过错行为获益，而且对过错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本身就体现了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同时对于其他可能发生过错行为的人而言，具有警诫和预防作用。

按照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损害赔偿的请求人显然是针对夫妻双方而言的，但第四十六条第（三）、（四）两项即实施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受害人（无过错方）并不限于夫妻，有时还涉及子女。在实践中，有的父母既有外遇又实施暴于妻子、儿女。对此问题在执法中如何把握，有待进一步完善。

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适用的条件是：“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如果夫妻不要求离婚就不能提起损害赔偿的请求，也就是说，无过错方要想得到赔偿必须以离婚为代价。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无过错方不要求离婚而只要求损害赔偿。有人认为，这种赔偿没有意义，反正财产是共同的。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赔偿是有意义的。夫妻在婚姻存续期间，除了夫妻共同财产以外，这有个人的持有财产，如一方的婚前财产，因继承、受赠所得的指明为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等。既使无个人财产，但法院的判决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从而伸张了正义。对施暴的丈夫有教育震憾的作用，这正是法律的威力所在。如果一定要以离婚为代价，对被侵权人是不公平的。

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列举了四种情形可以请求赔偿。但现实生活中，情况是复杂的，重大过错不仅是列举的四种情形，如发生婚外性行为未达到同居而对配偶一方造成严重伤害的，应不应赔偿？据报载，一对夫妻已离婚，子女由男方抚养，但后来男方发现子女不是自己亲生，而是女方与人通奸所生。这名男子感到蒙受了极大耻辱，愤而起诉，要求追索子女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费。一审判决抚养费25000元，精神赔偿费25000元，但男方上诉；二审改判抚养费35000元，精神损害赔偿费35000元，共7万元。这实际上已超过了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赔偿的范围。可见新《婚姻法》规定的范围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

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在责任承担上存在着缺陷，从条文本意看，损害赔偿义务人限制在夫妻双方的范围之内，这使得受害人在权利保护上受到影响。实际上是免除了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新《婚姻法》实施以来，有的法院也受理了无过错方状告第三者的案件，有的已调解结案，第三者予以赔偿；有的判决第三者不承担责任。当然，追究第三者的责任应具备损害赔偿的要件，即：主观上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如果是受骗或受胁迫的，那么他（她）不是第三者，而是受害者，当然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至于只是感情上依恋，并无越轨行为，这属于道德调整范围。

案件损害赔偿制度在适用中还存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取证难，过错无法认定，或双方都有过错又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都需要立法、司法部门认真研究作出必要的解释。在适用中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严于妻而宽于夫”。同样一种行为，发生在男性身上，“可以宽容”，而发生在女性身上则“不能饶恕”，这实际上是“男女有别”的传统观念在适用法律上的一种表现。郭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