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员海上遇大浪撞断“命根” 讨要同房权思维导图

2008年4月，刚刚上船才两个月的郑全顺，随远洋捕捞船队远赴西非作业。半个多月后，也就是在5月3日的黎明时分，该船大副李军发现船上一盏桅灯不亮了。于是，李军就让郑全顺爬上桅杆去修理一下。

事故发生一个多小时后，郑全顺强忍着疼痛撒了一泡尿。结果，尿出来的全是血水，还有疼出来的一身汗水。

“当时就知道不行了，伤的不轻，大副给我拿来一瓶止痛片和一盒消炎药。我说光吃药不行，还是把我送到医院看看吧！”但是，捕捞船行驶在公海上，大副李军也感觉很难办，他只好把情况汇报给了船长老段。

“老段也没办法，总不能把船靠岸吧？即使靠了岸，那也是在国外，要去国外医院治疗，还得有护照什么的，一时半会儿也办不妥那么多手续呀！”捕捞船所属的大连某远洋公司的一位副经理说，“所以我们决定，还是等船回国后，再给郑全顺治疗。为此，我们缩短了捕捞作业时间，尽最大努力争取让郑全顺早点回国。”

6月15日，事故发生一个多月后，这艘捕捞船终于回到大连。一靠岸，公司就赶紧派车将郑全顺送到大连友谊医院。“郑全顺被伤痛折磨了这么长时间，我们心里也很过意不去，觉得对不起他。”这位副经理说。

郑全顺住院后，进行了尿道扩张手术。但因为伤势较为严重，还需要进行后续手术治疗。

去年11月，两次住院治疗结束后，郑全顺仍然留下了终生残疾。今年2月，经医疗机构鉴定，郑全顺隐私部位所受的伤损，已构成七级伤残。

今年3月，郑全顺将船东告上大连海事法院，索要赔偿。在诉状中，郑全顺除了讨要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之外，还讨要了同房权赔偿，各项赔偿要求加到一起，共计27万余元。

但是，法官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却感觉有些难办。“对当事人来说，性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权利。就本案而言，郑全顺的性权利也确实受到了损害，因此原告有权利申请损害赔偿。”承办该案的法官说，“可是，同房权并没有被写进法律，不具有法律依据。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支持他这项诉讼主张。”

经过数次沟通、协调。最终，郑全顺更改了自己的诉讼主张，他把同房权变成了精神抚慰金。7月20日，本案经公开审理，最终郑全顺胜诉，拿到了250331元赔偿款。这笔赔偿款里，包含40000元精神抚慰金。

针对本案，承办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个体的性权利保护范围窄，有些领域处于一种空白状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现状已经让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困惑和困难。

随着公民对性权利保护意识的提高，法律有没有必要及时立法，给个体的性权利以进一步保护呢？针对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几位法学界的业内人士:

观点一:有必要给性权利立法。观点持有人:辽宁槐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孔令明。

孔令明认为，从人权的角度考虑，性权利是公民人身权的组成部分，包含于生命健康权之内。但是，法律对具体的性权利却没有明文保护。他认为，将来的立法中，“性福权”应在法律中予以具体规定。

观点二:没必要给性权利立法。观点持有人:大连法律援助中心副主任刘升。

刘升认为，法律在设定权利时，原则上应该是保守的。如果出现性权利问题了，就马上对性权利进行立法，那么延伸开来，当一个人的鼻子受到损伤了，是不是还要给“闻味权”进行立法？如果一个人手受到损伤了，是不是还要给“抚摸权”进行立法？

观点三:现有法律也可满足受害人性权利的主张。观点持有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作贤。

朱作贤认为，就现有法律而言，用精神抚慰的方式给受害人进行赔偿，无疑是一种可操作的方式。但是，当性权利受到伤害后，给予受害人多少精神抚慰金才算合适，已经成了一个很突出的矛盾。朱作贤认为，有关部门有必要出台一个司法解释，对性权利受到损害后应赔偿多少精神抚慰金给出一个参考标准。这样的话，现有法律就也可以满足受害人性权利的主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