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包”，发生在车祸之后思维导图

朱继刚，绰号“小丁”，是南通市一个单位的部门主管。因为经常要用车，他经常通过一个叫陈平的中间人租车。

事发后，之前坐副驾驶位置上的徐志勇下车看了一下伤者，拨打了110和120电话。同时，朱继刚则扫视了一下四周，发现周围没有什么人。

毕竟在外头闯荡了十多年，朱继刚这时的脑子转得比谁都快。他随即就对徐志勇说：“你有驾驶证，我没有驾驶证，你帮我顶一下，就说是你开的车。”

才打完电话的徐志勇几乎没有犹豫，说：“行，那我得赶紧找人拿驾驶证，证不在我身边。”之后，朱继刚继续到朋友家拿了钱，准备返回事故现场。

为了让“顶包”更逼真些，徐志勇又打电话给陈平，让其火速赶到事故现场，充当副驾驶位置上的乘车人。

不一会，救护车和警方都赶到了现场，“驾驶员”徐志勇和充当副驾驶位置乘客的陈平也都在场，攻守同盟都做好了。

真正的肇事者朱继刚去医院打听到事故的伤者已经死亡后，去筹措了1万元给了徐某。

这一切做得似乎是天衣无缝，知情人只有朱继刚、徐志勇和陈平三人。

在南通市交警三大队，徐志勇一边承认错误，说驾驶证忘记在家里，让人去拿，一边陈述着事故的经过。当然，“疏忽观察导致事故”的过错是显而易见的，也无法回避。

同年7月25日，也就是事故后的第二天，徐某打电话让朱继刚再凑5千元。朱继刚又找人借了4千元，送了3千元给徐某。

第三天，徐某又打电话给朱继刚，向其诉苦说：“我在‘中集公司’干了十几年了，要是不干了损失最少三四万元。这样，你往我账上打5万元，我就帮你顶替。”“我哪来这么多钱呢?”朱继刚不同意。这时，他正如惊弓之鸟，叫了很多朋友跟自己住到了宾馆。

徐志勇说：“那这样，你立个字据，意思就是帮你顶替这事得有个凭据。”朱某当时就没同意，两人闹得很不愉快。之后的几天，大家也都相安无事。

对徐志勇来说，他为朋友“卖命”，其实并不是讲哥们义气，他心里想的是如何捞点好处。如今，好处没捞着，心里还很窝囊。一气之下，他就把自己如何受朱某指使、如何叫陈平过来顶包等等，向警方和盘托出。

同年7月30日，朱继刚又接到徐志勇的电话，询问其住处，他并没有防备其已将事情和盘托出。没一会，在徐志勇的带领下，警方不费吹灰之力，将朱某抓捕归案。

与此同时，该院作出了此案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死者家属5.8545万元;朱继刚赔偿33.328399万元，该车的出租人因为将车出租给并无驾驶执照的朱继刚，除了要赔偿死者家属3.3万元精神损害赔偿外，还要对朱继刚的赔偿义务负连带责任。

然而，死者家属对此判决结果并不认同。再加上之前朱继刚等三人联合上演的“顶包计”，除了让他们感觉非常震惊外，另外，对此案所涉及的人也开始产生了信任危机。

他们指出，该车的出租人虽然是高某，但根据当地车管所的车辆登记等证据显示：该实际登记人姓段，贷款手续也是由该人办理的。但法院以该人只是出借身份证购车，并不是车的使用人、利益获得者，没有采纳家属先前在庭审中所做的陈述。

一审判决后，死者家属先后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江苏省高院上诉和申诉，主张该车的实际登记人段姓男子也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段某和出租人高某及朱继刚等人合谋，将有赔偿能力的段某排除在外。

据悉，此案因被执行人高某和朱继刚并无可执行财产，执行结果不尽人意，死者家属没有拿到多少赔偿。

日前，江苏省高院裁定，段某在向警方陈述出借身份证一事的证据上，并无瑕疵;车辆的保养、维修等均是由高某承担的，段某不是车辆的实际控制人，没有证据证明其从中获利，其出借身份证的行为并无不当。据此，驳回了死者家属的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