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债权凭证制度的再思考思维导图

债权凭证是在执行工作改革实践中产生的一种新制度，是指在金钱给付案件的执行中经人民法院执行机构穷尽执行措施后，申请执行人不能实现或不能完全实现其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时，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的一种书面凭证，证明其对被执行人享有一定债权的权利证书。申请执行人领取债权凭证后，法院的本次执行程序终结，带发现债务人的财产后，债权人可依该凭证再次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一种制度。

债权凭证制度是针对目前因被执行人“却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被裁定中止执行的案件而设立的，其设立的本意在于使长期处于“中止”状态的“死案”及时终结，从而降低未结案件数，解决“久执不结”问题，减轻法院“执行难”的压力。但如果对这类案件直接裁定终结执行，一旦发现被执行人又有财产可供执行，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规定案件终结后可重新申请执行，将造成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实践中各地法院规定的中止执行案件，重新申请执行的程序又都比较繁琐，这就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全面及时保护。由此可以看出债权凭证具有如下特征 ：

二是债权凭证是在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或现有财产经强制执行后仍不足清偿债务时发放的。

三是债权凭证的内容是债权人据以申请执行的法律依据。

一是适用范围不同。执行中止适用范围广，任何性质案件只要出现应当中止情形，都适用执行中止，而债权凭证仅适用于金钱给付案件。

债权凭证制度的出台曾一度被认为是医治“执行难”的良方，但是由于本质上存在的缺陷，先天不足，它的弊端在实施不长时间内就暴露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是与中止执行的有关规定相冲突。债权凭证制度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对关于中止执行的规定相冲突。《执行规定》第102条明确规定，“被执行人却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应裁定中止执行，第104条又明确规定，“中止情形消失后，执行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恢复执行。”而债权凭证制度也正是针对这种“确无财产”的情况而设立的。许多法院在发放债权凭证后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根据有关规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可视为结案，那么，与其性质相同的中止执行也应视为结案。如果我们能够对中止执行制度加以改革，债权凭证制度就没有设立的必要。

三是债权凭证制度“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不应适用关于终结执行的有关规定。执行程序中的终结执行是指在执行程序中，由于发生某种特殊情况，在执行工作不可能或没有必要继续执行时结束本案执行程序，未得到执行的部分，人民法院也不再执行，以后也不再恢复执行。债权凭证制度中“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通过“终结”的形式进行的“中止”，赋予“终结”可在此恢复执行的效力，赋予“中止”作为了一种结案方式 。这样，债权凭证制度的事实是终结执行的裁定书出现了混乱的状况，使终结执行的民事裁定书既包括“执行程序中俄籍”又包括“法律文书的终结”。

四是债权凭证剥夺了当事人依法享有主张利息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3、294条规定，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或迟延履行金自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的次日起计算；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而一旦法院发放了债权凭证，原已生效判决被法院终结执行，一方当事人据以要求对方履行的法律依据被撤销，申请执行人就不能依据上述规定要求对方当事人支付利息。

第一，债权凭证制度的法律属性不明确，是制约其社会功能的发挥。法律规定的执行根据只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仲裁决定书、具有强执行力的公正债权文书、非诉讼的行政决定书等几种形式，并没有债权凭证这种文书。界定他为一种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不利于债权人自由转让债权。

第二，债权凭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法院出具“法律白条”的认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群众都认为法院对执行案件中止执行是法院向当事人开具“法律白条”。现在各地法院逐渐以债权凭证代替执行中止，案件大量终结执行。法院系统内部逐步形成了债权凭证是解决“执行难”良方的意识。但现有的债权凭证制度由于规定持证人不得抵押、质押和作其他担保，不能作为有价证券流通使用，不得转让。这种债权只有在被执行人又可供执行的财产时通过在再次申请执行实现，从而封堵了其他形式实现债权的途径，使这种债权久久不能实现，从而同中止执行一样成为人民眼中的“法律白条”。

第三，债权凭证的实施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中止执行必须符合下列条件：申请执行人表示同意延期执行的；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有理由的异议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公民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承担义务的；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人民法院认为应当中止执行的其他情形。案件在符合上述条件后由执行人员进行合议、制作中止执行裁定书，最后归档。当权利人在有证据证明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再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与此相比较，债权凭证的办理一点也不简便，执行中止的上述手续在办理债权凭证时一样也不能少，同时发放债权凭证还要做笔录、制作终结执行裁定书、填写内容繁琐的债权凭证，在制作债权凭证前又常要通知申请执行人核对债权数额，人为地增加了许多工作量。

第五，债权凭证制度的事实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从法院的角度来说，设立债权凭证的本意是简化再次执行程序、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使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提高法院执行工作效率、及时中介案件、减轻人民法院中止案件的压力。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本质上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对债权人来说，持有债权凭证只能证明自己享有债权，并可多次向法院申请执行，但同以往的中止执行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对实体权利的最终实现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也无法及时实现自己的权利，只能不定期的等待，一直到取得债务人有履行能力的相关证据，而这恰恰是很难取得的，债权的实现也就变得遥遥无期。

从以上债权凭证存在的法律和社会实践问题我们可以看出，债权凭证的弊大于利，应当坚决地予以摒弃。

第一，重塑执行中止制度。执行中止制度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民诉法已经列举了执行中止的几种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对此作了更加可操作性的解释与补充。执行中止不会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中止只是暂时停止对案件的执行，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对案件的实体权利义务未作实质性变更，利息仍依原判决计算，执行中止不会出现金额错误，对当事人放弃的权利或已经履行的义务都可以在执行中体现，若金额有出入均可在执行完毕前得以纠正。 人民法院要树立部分案件不能执行是正常社会规律的法律意识。债权凭证虽然反映了停止执行必然性的社会规律，但它却割裂了法律的内在联系，而执行中止才是这种风险在法律上的最佳体现。法院应理直气壮地坚持执行中止制度，凡符合法律不能执行的，就坚决中止执行。

第二，实行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谈到执行难和法制权威时认为：“在立案审查的时候，要求原告要说明被告有多大的履行能力。如果没有或人都找不到，法院会告诉他这个案子的胜诉判决可能会成为一纸空文，当事人应该有嬴了官司得不到钱的心理准备。法院推行告知义务特别要针对当事人本人，事先向原告本人告知执行不能的风险，原告本人知道可能的后果之后，如果还坚持要打下去，判决无法履行的结果是其自己选择承担的风险，再无理由说法院打白条。” 这里实质上就是提出了确立执行不能风险制度问题。人民法院在实行执行不能风险责任上要做好宣传工作，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宣传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承担制度，让这一制度深入人心。同时要履行告知义务，在诉讼和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书面告知当事人和申请人执行不能风险责任承担制度，让这一制度贯彻落实。

第四，规范申请执行法定条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可以考虑规范申请执行法定条件，也就是增加规定：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对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不予立案执行。申请人应当承担申请执行的举证责任，人民法院依照职权查证应当有所限制，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举证的，有权书面申请人民法院查证但应提供证据线索。笔者建议规范为：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民法院经审查被执行人明显履行不能的，裁定驳回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