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侵权法中的不作为因果关系思维导图

不作为因果关系的特殊性当然是表现在原因的特殊上，该原因是不作为。只有承担着作为义务的不作为才是“因”，才可以成为归责的合理依据。如果不承担作为的义务，就不存在不作为，也就不可能存在不作为的因果关系。因此，特定的作为义务在不作为侵权的因果关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作为义务来源何处呢？ 民法理论对此研究不多。刑法学对此展开了较热烈的讨论，存在如下观点：三来源说认为作为义务来源于法律上的明文规定、职务上或业务上的要求、行为人先前行为；四来源说认为还包括行为人的法律行为；五来源说认为除上述四个来源外还包括在特定场合下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要求履行的特定义务。[3]虽然各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分类上存在明显的逻辑标准不一的弊端。参考这些分类，本文认为民法中的作为义务的来源分为两个

1。 法律明文规定的作为义务。例如《人民警察法》

2。 基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或公序良俗原则产生的作为义务。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种义务，但基于作为民法一般原则的诚实信用或公序良俗应当承担的义务。具体应承担何种作为义务，应在类型化的基础上依个案而定。

当然，在不作为侵权中，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不是直接出自不作为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在有的不作为中，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也可以直接出自不作为本身。例如，子女在母亲因病卧床时不给母亲吃的东西，致使母亲病情加重甚至饿死就是如此。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发现，作为侵权的因果关系的内部结构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原因与结果之间形成一个平行的因果链条；二是原因与结果之间除了有条件介入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因介入。但在不作为侵权的因果关系中，其内部结构就不同了。如在王玉霞因与被上诉人沈阳市骨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王玉霞的丈夫于哲因右手中环指压伤后环指畸形，到骨科医院就诊，该院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治疗。在于哲住院的第三天经心电图检查，发现其存在较为严重的心律失常病情，但骨科医院却对这位因此而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患者无任何有关心脏病的诊断记载，更没有进一步检查或转院的建议，也未向病人及陪护交待病情及其危险性。后于哲因心律失常猝死，王玉霞要求骨科医院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认为骨科医院对于哲患指的治疗行为及出现猝死时的抢救行为并无不当，也经医疗事故鉴定部门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在发现于哲患有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较为严重的心脏病时的不作为行为，是任何一个医院对待住院患者不应有的，这即是未履行告知义务，也是对患者的侵权行为。[6]在此，医院的不作为行为与王哲死亡的因果链条就不是平行的，在医院的不作为之外，还有王哲的疾病也在起作用。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在这个案件中，虽然疾病是王哲死亡的直接原因，但这种原因本应由医院的作为予以阻挡，然而医院却没有作为，致使这种原因的作用力没被挡住，从而导致于哲死亡这种损损害后果的发生。于是，心脏病和医院的不作为都成了致于哲死亡的原因。

所谓起果型因果关系，就是指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就是不作为的因果关系。不作为是损害发生的根据，对损害后果的发生起着根本的决定性的作用，换句话说，只是不作为引起了损害后果的发生。

所谓防果型因果关系，是指引起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根据不是存在于不作为中，而是存在于其他原因之中，但作为义务承担者的作为可以破坏这种根据，不作为则可以巩固和增强这种根据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作为成为损害后果的原因之一，它只是促成而不是决定损害后果的发生。此种因果关系依其他原因是否是来自受害人可分为以下两种

1。 不作为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结合在一起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因果关系。在此情形下，受害人的原因可表现为受害人的行为，也可能不表现为行为。

2。 不作为与第三人的作为结合在一起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因果关系。不作为与第三人的原因结合在一起该第三人的原因只能是行为，因为“我只是由于表现自己，只是由于踏入现实的领域，我才进入受立法者支配的范围，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9]也就是说只有是第三人的行为才有法律意义。同时这种行为也只能是作为，否则就会构成前述的起果型因果关系。在此，依据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可分为如下两种

在这类不作为中，损害的质存在于不作为中。比如，对于野炊者未熄灭篝火致烧毁他人财物，饭店未将地板抹擦干净致客人受伤，商场未清理干净地面致顾客受伤之类的案件，不作为者自应承担全部责任，未有异议。

1。 在不作为与存在于受害人自身的原因偶然结合在一起致受害人损害时，由于导致损害的原因有多个，即存在多因，因此不作为者无须承担全部责任，只需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2。 在不作为与第三人的作为结合在一起导致损害后果发生时，依前文分析，责任承担的规则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