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髓移植治疗艾滋病的风险难以预估思维导图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项研究，记者联系了项目负责人之一、波士顿布里格姆妇科医院的丹尼尔·库里茨克斯医生。

他告诉记者，这两位“波士顿病人”在感染艾滋病之后患上了淋巴癌。此前，他们依靠传统的抗逆转录病毒（艾滋病病毒是逆转录病毒的一种）药物进行治疗，药物已压制了艾滋病毒繁殖，但仍然少量存在。

为了治疗体内的肿瘤，两位患者接受了骨髓移植。手术后，丹尼尔发现了患者体内仍存有艾滋病毒。但是，一段时间之后，移植的细胞代替了患者体内的淋巴细胞，艾滋病毒不断减少，最终已无法被检查出来。他强调，这两位患者的骨髓移植手术分别在2年和3年半之前进行，此后一直持续跟踪观察，迄今没有发现艾滋病毒重现。

不过，丹尼尔表示，“波士顿病人”一直坚持服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因此，他还不能宣称病人的艾滋病毒已彻底清除了，而只是“疑似”已清除艾滋病毒，尽管骨髓移植手术之后，患者体内原有的少量病毒已完全不见了。

那么，现在是否还有服药的必要性呢？“下一步我们就要考虑停止用药，看看艾滋病毒是否会重现”，丹尼尔说，“如果没有重现，我们就可以说真的治愈了艾滋病。”

“波士顿病人”很容易让人想起世界首例也是唯一一例彻底被治愈艾滋病的患者，他名叫蒂莫西·布朗，因为在柏林接受治疗，又被称为“柏林病人”。巧合的是，他此次也出现在第19届国际艾滋病大会上，丹尼尔认为他看起来状态良好。

与“波士顿病人”相似的是，布朗也曾受到两种“绝症”夹击，他患的是艾滋病与白血病。在骨髓移植之后，他的白血病逐渐康复，而体内新生成的细胞使艾滋病毒慢慢消失了，而且他不再服用任何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经过长期检测，全球血液病杂志《血液》正式宣布，艾滋病患者布朗被治愈了。

尽管看起来“柏林病人”的治疗效果更好——他可以完全不用服药了，但是丹尼尔表示，“波士顿病人”的治疗方法更易实现。原因在于，他的两位患者移植的是普通细胞，而不像布朗那样移植了一种变异细胞。

这种变异细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科学家发现了，证明它的存在使一些人无论进行多么高危的行为，都不会感染艾滋病。遗憾的是，这一幸运者人群数量极少，在比例最高的北欧人中也仅占8%，而其他地区的出现几率更是少之又少。

因此，布朗能够在适合与其“配对”的骨髓捐献者中找到含此种变异细胞的人，几乎被认为是难以复制的。而在丹尼尔看来，“波士顿患者”只需找到可移植骨髓即可达到“疑似”治愈的效果，更具普遍性。

不管是“柏林病人”还是“波士顿病人”，他们治疗艾滋病的关键一步都是骨髓移植。尽管两者看起来不相关，却有某种内在联系。

丹尼尔认为，骨髓移植的细胞能够消灭和替代患者体内的艾滋病感染细胞，前提是捐献细胞不被艾滋病毒侵害。为了达到这一效果，“波士顿病人”持续服 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阻止艾滋病毒进入捐献造血干细胞，而“柏林病人”的捐献细胞天生不会被艾滋病毒感染。

北京军区总医院血液科主任何学鹏也从骨髓移植的角度给出了可能性解释。在他看来，艾滋病是免疫功能缺陷，而骨髓移植可以重建患者的免疫系统。理论上讲，如果依照上述两个病例中的方法，使得重建的免疫系统不被艾滋病毒侵害，艾滋病治愈是有可能的。

不过，何学鹏表示，通过骨髓移植治愈艾滋病的风险性较大，而且从他的临床经验上看，没有遇到过同时患有艾滋病和癌症（或白血病）的病例。虽然艾滋病确实相对容易诱发癌症或白血病，但这仅是针对癌症或白血病本身极低的发病率而言的，同时由于我国本身艾滋病患者就较少，更不容易出现两病夹击的情况。

尽管风险性较大，但是“波士顿病人”和“柏林病人”的出现还是引起了艾滋病患者的关注，其根本原因或许在于“艾滋病毒降到极低”与“艾滋病毒彻底清除”对患者而言有天壤之别。

不过，这种对“无艾”的极致追求，与患者对艾滋病的看法有一定关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张孔来表示，世界范围内对艾滋病的看法已从“致死性疾病”转变为“可控慢性病”。采用鸡尾酒疗法，即几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联合使用，可以使患者体内的艾滋病毒降到极低水平，这一数量的病毒不足以使患者发病，也不具有传染性，在保证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可以延长寿命数十年。

基于此，张孔来认为，正确、持续的药物治疗才是对多数患者可行的方法，也是世界艾滋病研究的主流方向。目前，骨髓移植治愈艾滋病的例子有限，是否完全正确尚不可知，即使确实可以“治愈”，其生活品质可能与得到有效“治疗”的患者没有本质区别。

此外，骨髓移植的风险性难以预估。丹尼尔就表示，“不敢相信一个没有癌症的人接受骨髓移植的危险性。”骨髓移植需要用药物摧毁人体原有的免疫系统，然后移植入捐献者的骨髓建立起新的免疫系统，这个过程本身就非常危险，而且存在不可预测的排异反应。

“临床上讲究‘两害相权取其轻’，不会有医生单纯为了治疗癌症而进行骨髓移植，在药物能够控制病情的情况下，不需要冒骨髓移植的风险”，何学鹏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