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人死亡后的债务承担思维导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根据反向解释规则，夫妻实行共同财产制或虽实行个人财产制但第三人不知道其约定的，均为夫妻共同债务。

“根据债法的一般原理，债具有平等性，亦即债权不具有物权的排他性，对债务人拥有的债权，不以其成立的先后而有优劣次序的不同，均平等地受债务人全部财产的担保。这就是债法上的一般担保的理论。”

①“债的关系成立后，债务人便负有履行债务的义务，其全部财产便成为债务履行的一般担保，民法学上称之为‘责任财产’” 。

②在这里,“责任财产”即为夫妻共同财产，死亡债务人配偶是以债务人之一的身份承担偿还责任的。当然，这里的担保，只是意识状态的担保而不是担保法意义上的担保，不具有优先受偿权。没有这种担保的债务，充其量是一种变相的赠与。

请求权基础无非有二，一是法律规范基础，二是事实基础。继承人承担偿还责任的法律规范基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还责任”。从该规定看，继承人是否承担偿还责任的事实基础是其是否继承了遗产。这里的“继承”，是指诉讼时已经发生并经证明存在的继承而不是可能存在的继承或者将来可能、必然发生的继承。由于继承是家庭内部行为，外人很难知悉遗产范围以及是否继承，所以司法实践中常有这样的判决“各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这样的判决是错误的，对其正确与否进行判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案件的审理范围这一问题。

法律规范是对过去的总结、对未来事实的调整，所以法无溯及力是原则，溯及即往是例外。请求权基础之一，即法律事实，只能是法律生效后，诉讼前的事实，而不能是诉讼后发生的事实。判决不能对其生效后的法律事实予以调整。预设权利与义务，是法律规范的任务而不是判决的范畴。判决的过程，就是将“过去已发生且经查实存在的客观事实”“识别”为“法律事实”的过程。而不能对“过去可能存在的事实，将来可能发生、将来必然发生的事实”进行裁判。

否则，判决将陷入无限不可知的深渊。如此操作的后果就是，应由审理来完成的“事实认定”的任务，都将留到执行程序去完成。这类裁判文书，相当于说“假如借钱了就应当还，假如打人了就应当赔，假如感情破裂了就应当离，所以假如继承了，就应当替被继承人还款”，这样的判决书，仅仅是法条的翻版而不是判决，如果不是抄错了法条，就没有错案了。其错误就在于，这样的判决绕过了“事实调查、确认及将其识别为法律事实的过程。”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所谓判决无非就是一个假言判决，而假言判断只能有一个假言肢。这个假言肢只能是大前提——法律规范，由其完成预设权利与义务的功能; 而小前提——法律事实的认定，结论——判决内容，即推理的结果，均只能是直言判断而不能是假言判断。

具体到此类案件中，继承人是否继承及其继承的份额，恰恰是“对事实的调查、确认与识别”，所以应在审理阶段完成。但遗产的范围、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其是财产的一般担保即责任财产而不是确定责任的事实，所以不是审理阶段应进行调查的内容，这是执行阶段应解决的问题。

如前所述，债权人对继承这一事实很难举证证明，但无论如何难，都不能因此否认它是诉讼阶段应予以解决的问题。究其实质，是证明责任的问题，能证明存在继承，则债权保障强，如不能证明，债权保障就弱一些。应不应进行调查，是过程;而能否查清，是结果。这一点与普通的债权、债务的确认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参加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7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通知其参加;当事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追加。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 从上述规定看，法院必须追加其他继承人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另外，

(1)、作为遗产继承人有知情权，即知道遗产面临着怎样的债务;

(2)、保留有纪念意义遗产的的权利(其前提是不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继承人也有权利知道诉讼情况。但一味地追加，也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很多尴尬。例如，当追加第一顺序继承人后，第一顺序继承人表示未继承且放弃继承时，人民法院就得再次追加第二顺序继承人，这样的诉讼成本是很高的。

结合对继承人承担债务事实基础的分析，有些情况下追加进来的继承人可能根本不承担责任，例如放弃继承、继承没有发生，对此，可能债权人也不主张追加继承人为被告。所以，对该问题，笔者的观点是对债权人行使阐明权，由其根据对继承证据的掌握情况决定是否追加，这样，也是对债权人处分权的尊重。同时对继承人告知诉讼情况，以保障其知情权，由其决定是否参加诉讼。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

该规定，界定了法院职权探知的范围，即对于是否应追加当事人的证据，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主体的追加，属于职权探知范围，但责任最后确定，则属于对事实的认定或对证明责任的划分，此属实体问题。继承人与债务人(被继承人)的关系，即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的事实(亲属关系)，属于职权探知的范畴，但各继承人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则属应由当事人证明的内容而不是法院依职权证明的内容，在这一点上，应注意克服职权探知主义的影响。审判实践中超范围探知，实为诉讼模式改革不彻底、职权主义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