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债务人以伪报遗失方式获得的除权判决应予撤销思维导图

在除权判决当中，法院依据檀溪公司的口头陈述即确认了系争汇票的遗失;而在撤销案件中，法院并未接受檀溪公司的口头陈述，对系争汇票的遗失未予认定。法院在不同的诉讼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存在差别的：

综上所述，为了保护持票人的正当权利，避免票据债务人在票据正常流转后谎称票据遗失情况的发生[1]，笔者认为，在撤销除权判决案件当中，票据上的背书记载情况应当比票据遗失的口头陈述具有更高的证明力。在持票人出具连续背书票据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推定票据处于正常的流转当中，除非主张票据遗失者能够提供足够的相反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6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据此，只有系争汇票的最后持有人才有资格申请公示催告并要求除权判决。

《支付结算办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背书连续，是指票据第一次背书转让的背书人是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前次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是后一次背书转让的背书人，依次前后衔接，最后一次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是票据的最后持票人。”据此，最后持有人只能依据系争汇票的记载情况来确定，而不应当依据系争汇票物质形态上的占有情况来确定。根据票据的记载，在票据遗失时的最后一位票据权利人就是最后持有人;仅仅在实物形态上占有票据但依据票据的记载不享有票据权利的人不属于最后持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民诉法》)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2]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民生银行未在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存在严重分歧：檀溪公司认为，民生银行未在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不具有正当理由，无权起诉要求撤销除权判决;民生银行则认为，法院的除权判决刊登于《人民法院报》之上，其作为金融机构，并没有订阅该报纸，因此没有及时获悉公示催告等信息，未在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具有正当理由。

法院认为，民生银行未在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具有正当理由。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民生银行在整个交易过程当中履行了必要的审查手续，不存在过错。民生银行在收到傲尔公司的票据质押贷款申请后，对票据的真实性进行了鉴定，并向付款行农业银行发函进行了查询，在得到明确答复后才接受了系争汇票的质押。《民诉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立法意图在于，督促利害关系人及时行使权利，否则可能因自身的懈怠而丧失诉权。本案中，民生银行已经尽到了金融机构从事票据质押业务时所应当尽到的勤勉义务，其诉权因此不应受到上述条文的影响;另一方面，檀溪公司对于诉讼的发生具有过错。本案中，檀溪公司在隐瞒系争汇票已经背书转让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公示催告并进而要求法院作出除权判决，这些行为使得民生银行无法就系争汇票行使质权。可以说，民生银行是因为檀溪公司的不当行为而被动地卷入到诉讼当中。综上所述，对于正当理由应当从宽把握，只要檀溪公司不能证明民生银行在行使权利方面存在懈怠就应当推定正当理由的成立[3]。

笔者认为，将当事人的过错情况作为正当理由是否成立的判断依据是恰当的。这样既有利于防止票据债务人通过伪报票据遗失来侵害善意持票人的利益，也有利于敦促票据债权人在从事票据行为时尽到必要的谨慎义务。

民生银行认为：法院的除权判决应当在票据到期日后作出，这样其作为持票人向农业银行提示付款时就能够获悉公示催告的情况，并进而可以及时提出异议，避免法院作出除权判决[4];法院在票据到期日前作出除权判决并不妥当，因此应当予以撤销。

笔者认为，民生银行的意见是不能成立的，它忽视了法律设立除权判决制度的初衷。除权判决早于还是晚于票据到期日作出，实际上是对两个群体利益的平衡问题：法院要在真正遗失票据的权利人与因他人伪报票据遗失而可能遭受损害的票据权利人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从立法的本意来讲，公示催告及除权判决当然是为了解决真正遗失票据者的权利救济问题，从这一群体的角度来看，除权判决越早作出越好，这样票据项下的资金才能够尽早地重新投入流通;但如果从因他人伪报票据遗失而可能遭受损害的票据权利人的角度来看，除权判决则越晚作出越好。在利害关系人未及时申报权利的情况下，法院理应依据立法的本意尽早作出除权判决，而不必囿于票据到期日的限制。毕竟，真正遗失票据需要借助除权判决救济的当事人应当远多于因他人伪报票据遗失而可能遭受损害的票据权利人。

还有观点认为，法院早于票据到期日作出除权判决违背了票据的文意性，使得票据债权人早于票据到期日获得了付款[5]。笔者认为，这同样并不能成为法院必须于票据到期日后作出除权判决的理由。《民诉法》第一百九十七条[6]规定，“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据此，除非除权判决在票据到期日当天公告，否则都将违背票据的文意性：除权判决在票据到期日之前公告，可能导致票据债务人早于票据记载的日期付款，使得票据债权人获得不当利益;除权判决在票据到期日之后公告，则可能导致票据债务人晚于票据记载的日期付款，使得票据债务人获得不当利益。基于此，笔者认为，除权判决的作出时间对票据的文意性有所突破是可以理解的。毕竟，除权判决本身就是对票据文意性的最大突破。

注释：

[2]本案一审宣判时适用的是修订前的《民诉法》。二审宣判时，《民诉法》已经作出了修订，本条变更为第二百条，但内容与修订前完全相同。

[3]有观点认为，《民诉法》第一百九十八条中正当理由的规定没有实际意义，参见卞杰：“伪报票据遗失行为初探”，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6期，第69页。笔者认为，“正当理由”的要求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但法院必须从宽把握，即应当推定利害关系人具有正当理由，同时允许对方当事人通过反证推翻。

[4]民生银行的主张在实务界得到了一定的认同。参见吴庆宝主编：《票据诉讼原理与判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39页;付琛瑜：《伪报票据丧失及其防范对策》，载《浙江金融》2007年第6期，第56页。

[5]参见瞿向袆 ：《完善票据丧失适用公示催告制度的思考》，载《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年第11期，第58页;孙潇：《公示催告有关法律问题探讨》，载《山东审判》第24卷，第113页。

[6]《民诉法》修订后本条变更为第一百九十九条，但内容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