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睿鸫：跳出“医闹”看“医闹”思维导图

近年来，随着医患纠纷的不断升级，产生了以医疗事故争议为由的“医闹”，甚至有些地方“医闹”，开始走向职业化。鉴于此，一些地方包括国家层面，早已采取措施，从三年前上海一家医院设立警务所，到今年沈阳多家医院聘请警察当副院长，再到中央综治委今年6月份部署，打击扰乱医疗秩序的“医闹”等违法犯罪行为，每项措施不能不说不得力，但从具体实施来看，效果并不理想。

如今，昆明市将8种“医闹”，直接定性为刑事案件，尽管从制度威慑预期上可以断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医闹”事件的发生，但是，笔者觉得，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公共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彻底根治“医闹”。因为，像现在农民工讨薪去“闹”一样，并非现在没有劳动法律依据，但现实中农民工依然走下策，不断上演“闹剧”。其实，对于如何治理“医闹”，专家学者以及媒体舆论早已讨论了很多，比如重塑医患关系，架构公正、便捷、低成本的制度化程序，尽快成立具有独立和超脱的医疗鉴定机构，当出现医疗纠纷时，患者家属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公力救济。等等。

现阶段之所以出现“医闹”，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副产品，有其存在的环境土壤。笔者觉得，我们必须跳出“医闹”看“医闹”，直面探究其背后的社会深层次因素。一是诚信系统的大面积“塌方”。眼下，整个社会诚信系统出现了重大漏洞，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疑、相互不信任，互相防范。不管是火车上，还公交站汽车站，不管是社区，还是饭店宾馆，都有“醒目提醒”。昨天刚听说烤鸭油、洗虾粉、鱼激素有毒，今天又传来一滴香致癌。可以预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人们相信医生那倒是奇怪了。与此同时，司法和政府公信力不足，造成了很多人不相信通过正常途径能讨回公道。于是，上访者借助于媒体或高官，或越级上访寄希望于碰到“清天”，当这些路径走不通时，就用极端方式来解决。而借助职业“医闹”来替当事人讨回说法，属于同一模式。这跟最近发生在郑州北郊花园口景区门，30名农民跪拜尊河神将军塑像，乞求上苍显灵，讨回60万欠薪也并无多大区别。在整个社会基础秩序出现严重失调的情况下，一领域内出现问题不可能单独破解，就像医生医德和教师师德的“下滑”也是社会病不能只怪某个行业一样。

可以说，医院出现的“医闹”，是一种非制度化生存。正如著名学者孙立平所言，所谓非制度化生存是指，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缺少确定性，在遭遇某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或情况的时候，不是依据明确而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解决，而是依靠一次次的具体博弈。而结果，则取决于每一次具体博弈的特定结果。由此，我们不得不去追问，谁制造了“医闹”的非制度化生存，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人们对司法制度的不信任，也是职能部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

稿源：荆楚网作者：吴睿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