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消费归《消法》管会损害患者的利益思维导图

笔者认为，“医患关系也是消费关系”的观点是成立的，对此，笔者不持异议，在学术界也并无太大争议。但问题是“医疗消费是否也应当由《消法》管着”（用张秀娟代表的话讲）？结论显然是否定的，而且医疗消费如果由《消法》来管，不仅不能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反而有损于患者的利益。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我国《消法》并不调整所有的消费行为，它只调整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行为。《消法》第一条开宗明义：“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制定本法。”这说明《消法》只调整市场经济中的消费关系。

医疗消费不属《消法》调整是由《消法》本身规定的

如前所述，我国《消法》并不调整所有的消费行为，它只调整市场经济中的消费行为。为此，《消法》还明文规定本法是有例外情形的。如《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购买使用商品、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法律、法规保护。”说明《消法》并不调整所有的消费关系。第三条又规定，“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再次强调了《消法》并不调整所有的消费关系，而是规定有例外情形的。这两条规定，充分体现了特别法、专门法优于一般法与普通法的司法适用原则。

根据《消法》第二、第三条规定，现行法律（这里指广义的法律，含法律、法规和规章）既已制定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下称《条例》）这一专门性规范，那么对医事纠纷的处理，就不适用《消法》调整。所以，医事纠纷不适用《消法》，这是《消法》本身的规定。若适用《消法》调整医患关系，是违背《消法》本身之规定的，必将产生适用法律的“二元化”或多标准的问题，使适用法律处于混乱状态。

适用《消法》调整医患关系是一种倒退，不利于对患者权益的保护

《消法》对经营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道德要求，只限于一般社会道德和商业道德要求，这是一种最基本的、最低层面上的道德要求。

《消法》第四条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所谓“诚实信用”，指的是“你给钱，我就为你服务；你给的钱多，我就为你服务得更好”。然而，医疗服务讲的是“平等”和“奉献”，即无论贫富、种族、阶级、肤色、男女、老幼，均有基本的医疗保健权。为此，《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及时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第二十八条规定：“遇有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医师应当服从……调遣。”这一规定，是远远超越“诚实信用”之道德要求的。

若将这一规则用在医疗消费中，不仅直接违背了《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更是与医师“救死扶伤”的天职和人道主义精神相悖。因此，《消法》与《执业医师法》是一般法与专门法的关系。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在有专门法或特别规定时，不再适用一般法。

显而易见，用《消法》来调整医疗消费，则是一种倒退，是十分可怕的！这只会严重损害广大患者的利益。例如，在“五一”、“十一”黄金周和春运高峰，铁路、民航、交通运输都可以趁机涨价，并美其名曰：“用价格来调控客运高峰。”而在2003年SARS流行期间，因病房紧张，如果医院也趁机涨价行吗？当然不行。上世纪80年代，上海甲肝大流行，板兰板成了奇缺物资，当时也确实有一些医院和药店趁机对板兰板制剂进行涨价，结果都受到了惩罚。

为什么前者可以在资源稀缺和紧张时趁机涨价？因为对紧缺物资随行就市，随时调整价格，依据的就是市场消费中的市场经济理论，这样做并不违反《消法》的“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而对医疗服务来说是决不允许这么做的，因为它执行的是《执业医师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专门规定。而这个专门规定，对医院和医师的职业道德要求是远远高于《消法》对经营者、生产者的要求的。

《条例》规定的医疗事故赔偿实际上远高于市场消费的“双倍赔偿”

基于同样的原因和理由，《消法》的“双倍赔偿”原则显然也是不适用医疗赔偿的。

事实上，《消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双倍赔偿”，是一种惩罚性的单一赔偿制度，即适用了“双倍赔偿”后，便不再对消费者的交通、误工、精神抚慰等损失进行赔偿。而现行的医疗赔偿，其项目有13项之多，其赔偿总额一般都远远超过了《消法》规定的“双倍赔偿”。可见，医疗赔偿若适用《消法》的“双倍赔偿”规则，对患者是不利的。

提出《消法》调整医患关系并非“重磅炸弹”

对于《消法》是否可以适用于医患关系，国内已经讨论过无数次了。张秀娟代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什么“重磅炸弹”，而是又一次“低水平重复”。在经过无数次的讨论之后，这一观点始终未被采纳，说明在学术界对此是有定论的。

总之，医患利益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医患关系的立法基础是建立在高度信赖基础之上的，它完全不同于市场消费关系，后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利益是对立的，其立法基础则建立在相互之间是不可信任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每一个人均有责任构建和维护原有的和谐医患关系，而不是损害它。

(作者系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