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大”的“医疗GDP”思维导图

深圳陈先生的宝贝儿子降生仅6天，就被当地儿童医院诊断要做3次大手术，加上后续治疗，费用将超10万元。还好陈先生自己是学医的，觉得蹊跷，拒绝了手术，将孩子带到广州治疗，结果仅用8毛钱的开塞露给孩子通便，就治好了。

大处方、过度治疗，早已不是新鲜事。这背后是谋取利益最大化、追逐“医疗GDP”。“搞大”的目的，就是增加收入。医疗本身是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优秀的医生是应该高收入，可一些医院让医生既承受医疗的高压力，又承受赚钱的高压力。当医院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老百姓的“钱袋子”，那就不能怪公众怨声载道了。这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医疗卫生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供给严重不足。

公共服务型政府，不是自己成天忙于“建设经济”的，而是要认真配置好公共资源、提供公共服务；比如“三公”消费不要那么庞大，就算将其中的一半配置到教育卫生领域，国民幸福感都会大大提升。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是农民害怕“看病贵”。刚看到中青报“冰点周刊”的报道《中国狂犬病现状：投入世界第一，效果倒数第二》，其中一个细节让我难忘：在重庆涪陵农村，一些人家穷得只剩下“一袋米，一口锅”；有一对夫妇被猪獾咬伤，老婆死了，但丈夫仍然抱着“碰碰运气”的态度舍不得打针……这是连基本的医疗保障也没有的情形，真是活得没有起码的尊严。茨威格《异端的权利》里有一句话：“生命比任何教条更神圣。”问题是有些人就是把教条、把利益看得更神圣。

政府完善医疗公共品的供给，有两个明确的通道：一是加大对医院的直接投入；二是加大对公民个人医疗保障的投入，努力做到人人有保障，而且不断提高保障水平。如是，“搞大”所谓的“医疗GDP”，也就没有意义了。

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不足的情况下，由于资源配置很不合理，浪费惊人，这非常可惜。比如狂犬病预防，中国每年费用超过100亿元，全球第一，但因狂犬病每年死亡2400多人，全球第二，仅次于印度。这问题在于，中国每年1500多万份狂犬病疫苗，大量用于人而不用于狗。防狗还是防人？前者为源头，弄好了事半功倍，但我们是荒诞的“狗染病，人打针”，结果一直是“农业部管的狗，咬了卫生部管的人”，事倍功半。不花力气管好疯狗，却忙于折腾百姓，这机制与做法，简直就像得了“狂犬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