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的前世今生思维导图

从上世纪90年代就一直关注医疗改革的余晖说，他正等待“医改方案的最终面目”。

等待始于十多年前。

医改元年：从营利到公益

不过，对于一直关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余晖来说，这一年，还是医改元年。

此前的1996年底，中国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大会，强调卫生事业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强调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卫生服务，体现社会公平等。

这次的大会强调医疗服务的社会效益，正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方向的一次逆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百废待兴，国家尚无足够财力投入到卫生事业建设中，当时的医疗机构不得不选择“给政策不给钱，按经济规律办事”的路子。

彼时，余晖正在读书。“按照当时中国的财力，医院能办起来就不错了，公益性在当时就是奢谈，政府没有能力考虑。”

不过，十多年之后，这种把医疗卫生服务当成一般经济品的做法，让普通百姓饱尝“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痛苦，伴随的问题还包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农村合作医疗解体，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筹资不足，政府卫生投入比重下降。

这次大会上的成果最终在1997年细化成了一纸公文。1月15号，国务院发布了当年的第3个红头文件，即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白纸黑字地确定我国卫生事业是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

事实上，这份文件中确定的卫生事业的公益化方向已然延续至今。“即便是通俗的被分为政府派和市场派的医疗改革的不同派别，都认同卫生事业公益化的方向。”余晖说。

十年后的2007年两会上，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高强也强调：“1997年的医改方向是完全正确的，”高说，其后的改革只是在此基础上，基于不同路径的选择。

不过，尽管方向正确，中国医改仍然举步维艰，以致于至今仍悬案未解。

医改基本框架的搭就

《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初步建立了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同步推进”的“三医联动”的改革框架。

而全民医疗保险也在1998年以一种倒逼的方式催生。1998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大量工人下岗，解决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成为了国企改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之一。

在这之前的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城镇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和劳动保障医疗，其筹资渠道主要来源于企业与国家。不过，在大量企业破产后，一直与企业挂钩的上述两种医疗方式无法延续，在此情况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呼之欲出。

“它是国企改革的派生物。”余晖说。

关于推广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全国的内容，出现在一份名为《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的文件中。这份由国务院1998年底颁布的文件明确指出，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与上述两种医疗保险制度不同的是，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与企业脱钩而走向社会化，简言之，后者的能否偿付与职工所在企业的运行状况没有直接关系。

不过，全面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框架的搭就，还要等到2000年，当年2月，包括卫生部在内的八个部委，联合下发了名为《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文件。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文件提出了至今仍在坚持的医疗改革的基本路径，比如政事分开、医药分家、管办分离、加大社区医疗机构建设等内容。

当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要同步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机构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三项改革，用低价优质的医疗服务，满足群众基本医疗服务需要。

“这一次，医疗改革开始全面推进，医保医疗机构医药三医联动。之前，配套机制跟不上，医改不可能成功。”

“大家一起玩才能玩出味”。事隔十年，余晖用一句笑话总结了2000年的医改时态。

在余晖看来，从1997年到2000年，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毕，“我们此后的医疗改革，在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方面，都是延续而不是转折。”

一位名叫戴维·墨菲的美国人在《远东经济评论》上撰文称，“ 非典让中国政府认识到，改革国家医疗卫生体系迫在眉睫。”

这位美国人的观点并不孤独。其实，就在非典疫情爆发前不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表示，中国正在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国也已然认识到，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缺位的情况已非常严重。

随后而来的非典证实了中国政府官员的担忧，被忽视了20多年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在国民遭受疫情突袭的关键时刻几乎难以应对。

非典期间代替张文康担任卫生部部长的“铁娘子”吴仪，当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表示，进一步健全国家医疗卫生体系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最新一波的医改分水岭通常被认为是2005年。

从2005年开始的新一波医疗改革，增加的新内容是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在2003年农村居民的新农合之后，2007年全国开始推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一个覆盖全民的医保网络开始构建。

随后，最终增至16个部委的医改协调小组成立。来自中外的八个非官方医改小组陆续接受政府委托，建立了八套医疗改革方案。在征求意见稿出台后，社科院的建议稿也交到了相关部委。

在余晖看来，简单的划分“政府派”和“市场派”并不十分科学。他的理由是，“虽然我们被成为市场派，其实我们也强调政府的适度监管是必要的。”

不过，余觉得，最为珍贵的是，“大家有机会对医改畅所欲言”。 就是这一波的医疗改革，被余晖认为具有“准公共政策的性质”。

“前几次医改，话语权掌握在政府手里，这一次是广开言路。”

最广泛的言路渠道在10月14号开通，涉及每个国人利益的医改征求意见稿公布，“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截止意见征求期间结束，共有35260条意见摆放在了相关部委的办公桌上。

“我们就等尘埃落定吧，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医改方案由谁来评估，按什么标准来评估。”他的预测是，最终的医改方案可能最晚明年会出台。